“始于苦难，终于救赎”。
父亲离开已经九年半，久到让我恍惚。
2013年3月15日下午，接到父亲突然进ICU的消息后，我全程哭着坐了人生中第一次头等仓。父亲是3月14日晚上被人从工地抬回来的，当时他只是说头晕恶心，意识尚在清醒，母亲说她面对这种情况，一时没了主意，问父亲要不要去医院，父亲说不用，休息一晚上，明天再去。第二天父亲的情况未有好转，他俩才搭公共汽车去了县一医院。到医院后，没有床位，就在神经外科住院部走廊地上坐着，待中午时分，有病床空出来，医院才通知他们办理入住手续。入住病房后，母亲给我打了电话，讲了一些情况，接着电话给了父亲，这是我此生与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
我哭着说;”爸，杂了撒，现在感觉杂样了，有没有事啊”
父亲对着电话，声音依旧洪亮：“没啥事，挺好的，就是有点头晕，已经拍了片子了”
我说：“不要怕花钱，正好在医院歇歇，我给你打几千块钱吧”
父亲说：“有钱，杂没钱，不要操心我”
简短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已经在医院里打着吊瓶观察了，这种情景也让我安心不少。我相信了父亲所说的，没啥大事。
接到父亲进ICU的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她在电话中哭着说:”我下午出去给你爸买了点水果，他刚吃着香蕉好好的，被呛着了咳嗽了几声，就突然不省人事了”
父亲因为吃香蕉被呛着导致咳嗽把本来薄弱的脑血管给震破了，而且是脑干部位血管。在父亲被推进ICU那一刻起，生理上来讲，父亲已经被判死亡了。
三个伯伯和妈妈、爷爷等一群亲戚已经全部在医院里了，大伯找了院长过来讲手术方案：一是保守治疗，病人醒不醒得过来，全看运气，毕竟脑干出血且量大，大脑损伤程度严重，且损伤又是不可逆的，植物人的可能性很大。二是做开颅手术，但大概率会直接在手术台上直接死亡。
这二种方案，在我回家之前，副院长已经和亲戚们都讲了。副院长是大伯认识的一个熟人晚辈，在整个医院神经内科是技术权威。他的话，大家都深信不疑。我从襄阳下了飞机后，通过熟人的车一路直奔老河口一医院。一刻也没耽搁。一进院门，大妈大伯已在楼下大厅等我，我在ICU看见了父亲，他的头发已被剃光，父亲那一米八的壮大个躺在那里，显得病床很小很小，他面色红润，肌肉强壮，如果不是头上插着的那根简陋的引流管，我不会相信，是父亲倒下了。母亲看见我到了，哭的上气不接下气。嘴里一直在念叨:”娟娟，你可回来了，你赶快看看你爸吧，怎么会这样呢，这可怎么办呢”。接着我就被舅舅和大伯拉去楼下，亲戚们在等着我做决定，可我又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场面，伤心无以复加，我哪里知道哪种方案更好，最终我在大家热切的期盼中，选择了保守治疗。
当时不以为然，今天想来一切都怪自己。我无法担当起一个家庭的重担，无法在家庭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候勇于拿出清晰且明智的主意。但我又不得不做出决定，此后一年半，父亲成了植物人。当我决定保守治疗的那一刻起，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保守治疗，等于是听天由命。不用花太多的钱，不用操太多的心，连死亡都会变的慢慢让人接受。
父亲在IUC住了二周而已，一天二千块不是住不起，是已无必要。在此期间，进IUC的其它病人，大都是脑溢血昏迷状态直接从家里抬进医院的，而父亲却是在医院清醒着被转进来的。我看见进IUC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因为醉酒，脑出血，连夜从酒桌抬进医院，家属把IUC房间塞满，有哭泣声，有吵闹声，还有打电话找医院关系的声音，院长被叫过来了，刚进医院后就给予了“特别关照”，护士在当天夜里也格外小心照顾。过了二天，小伙子醒来，转入普通病房，一周时间就出院了。还有隔壁床的那个骨瘦如柴的老爷子，七八十岁了，一年中有十个月在医院里度过，他的妻子把锅碗瓢盆都带来了，ICU病房的阳台上，放满了他家的私人物品，从过往来看他的人话里间听出，老爷子是建行的一位退休领导，儿女媳妇女婿全在建行上班，他们每天五点半踩着崭新的皮鞋咯噔咯噔的进来看看老人，重复几句无关痛痒的问题后，再满足的离开。父亲转出ICU前，老爷子已转到普通病房的单间。
父亲和母亲执拗的脾气，在此刻让人觉得可笑，近几年来他们自发性地与几位伯伯过于疏远，或许他们来医院的第一时间，会跟大伯伯打个电话。大伯伯出面第一时间找到那位熟悉的副院长，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予父亲特别关照，或许结果会不一样。我如果在3月14日上午接到母亲的第一通电话，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大伯伯过去关照，或许结果也会不一样。我们都为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心左右，甚至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作为农村人的父亲母亲，和在外打工几年却仍然封闭的我，视野狭窄地让人羞涩。人的寿命原本挺短，但可人为干涉，而这些道理，我是近些年来才渐渐明白。
由于我正在孕初期，且又有工作不可丢弃（至少当时这样认为），所以在医院里待了一个月后，家人们都决得我应该走了，毕竟后续植物人护理还是需要钱的，走之前，我去交了一次费用，又留下二万块钱。带着不舍，我踏上了返回广州的火车。
我离开老河口后，父亲又在医院待了1个月，就匆匆出院，毕竟这种病，治也治不好，住在医院里的每一天，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照顾植物人，是一件极其艰辛的事，它考验的不仅是家人的耐性，还有最初的人性。弟弟刚大专毕业，因还未开始找工作，故在家陪着母亲伺候父亲。但，弟弟和母亲多次因情绪失控而吵架不止。每次接到弟弟的电话，听着他在电话里委屈地哭声，我都感觉心碎。每个月，我把一切护理病人所需的物品和营养品等东西全数买来寄回家。我在用另一种方式补偿弟弟和母亲，对我来讲，是另一种赎罪的方式。
弟弟是在归家后第三个月离开返回武汉的，那时候，他和母亲的关系已经非常差了。原本在母亲心中，儿子是她的全部，但看着儿子工作没着落而滞留在家，她非常焦急。而她表达情绪的唯一出口就是骂人，狠狠的骂。在不缺物质的年代，只是有一个病人而已，就足以击垮她所有对未来的希望。
弟弟回武汉之后，剩下母亲一人照顾父亲。母亲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用豆浆机打一碗豆浆，把蛋白粉冲泡好，再用料理机把各种肉类和蔬菜打成靡靡状，还必须要稀一点，因为这些食物都是利用注射器打进鼻饲管直接流入胃中。
吃完早餐，母亲开始给父亲冼脸擦牙，由于久躺导致父亲整体的免疫力和皮肤变得尤其脆弱，所以母亲在给父母擦拭脸或身体时，格外小心谨慎，对植物人来讲，破皮会导致细菌侵入，增加生病的风险。
上午母亲会给父亲按摩一遍全身，她一边按摩一边念叨往事，多为责怪与希望奇迹发生的话。照顾饮食这些事都不难做，唯一让母亲难过的是如何给父亲翻身，为了避免长褥疮，每天翻身擦试和按摩是例行事宜，一点不能马虎。
母亲一米五的个子九十斤的体重，只有骂人和与人争吵时，才会中气十足，其它时候就是一个毫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要想搬动还未瘦成皮包骨的父亲翻身实属难事。
日常护理除了吃喝、翻身、按摩以外，还有拉撒这件更为棘手的事，前期父亲体征良好，身体运转正常，即使躺床上，大便和小便，也与正常时无异，每天母亲要帮忙父亲排便、擦冼，小便时为了节省纸尿垫，母亲也是费尽了心思保证不漏在外面。
下午晚饭前些一点空隙，母亲才会坐在床前休息一会，喃喃自语着。晚饭与早饭差不多，一日三餐，保证父亲能通过食物来进行更多的营养吸收，以延缓机能下降的速度。
睡觉之前，母亲再给父亲洗漱一遍，再翻一遍身，按按背部。等一切收拾停当，已是九点。这时候母亲会跟父亲大声交待一下：”老四新，睡觉了啊!“。然后母亲躺在父亲病床旁边的凉床上，每隔二个小时，母亲一定要起来看看父亲的尿袋（用保鲜袋扎起来）是否有尿，但凡有一点尿，母亲就会起身倒掉，母亲说：“有尿在里面，那得多难受啊”。
一天二十四小时，母亲除了睡觉的六个小时外，她的其它时间都是在照顾父亲中度过。
父亲回去前半年，正值春夏初秋，夏天最怕热出褥疮，所以父亲的屋子里，保持恒温在二十六度。这半年，也是父亲最康健的半年，母亲时常在电话里兴奋的跟我汇报父亲的近况：“你爸今天手指动了一下”
“你爸今天不开心了，眉头皱的可紧”
“你爸今天感觉像是听见我讲话了”，从母亲的话语中，我明显感觉到了她难以言表的喜悦心情，自从父亲回家后，笼罩在我家上空的都是灰暗，我与母亲、弟弟之间通电话，大多是用自己最难过的心情在相互交流。在大家心中，世间一切事，都抵不过父亲现在是植物人这个设定。多少次，通过母亲电话里的描述，我都相信，父亲也许会在某天突然醒来，哪怕他的脑损伤不可挽回，他残了，瘫了，傻了都行。只要他还能挣开眼睛，还能像“活着”一样。
深秋和冬天相继来临，中部的农村，冬天可不好过。空调是父亲即将出院后才安装的，它一天二十四小时运转着，母亲待在空调屋里一天，说透不过来气。父亲的身体看得见的消瘦，明明各种保暖工作做的已经很到位，但感冒还会频繁发生，有时还会咳嗽，对父亲来讲，咳嗽是个大问题，他完全是靠器官某些小病变刺激而发出身体响应，如果感冒严重的话，呼吸道被堵，是很危险的事。整个冬天，母亲为了父亲，晚上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睡觉的时间了。时间一长，对母亲来讲，尤其煎熬。无论在精神还是身体上，这对母亲来讲，都是打击。
父亲虽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消瘦的速度很慢。但，身体机能却还是下降很快。
母亲日复一日地尽心尽力完成整个护理流程。在那漫长的黑夜里，母亲陪伴一个植物人的一点一滴都是怎么度过的？母亲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从未有过提及。
2014年的4月份，我带着刚满半岁的女儿回家，这是距我上次从医院离开，第一次回去看望父亲。经过一个寒冬酷暑，他瘦脱了原来模样，但脸色白皙。母亲则憔悴不已，母亲迫不及待地向我诉说她的付出和担心。
父亲的鼻饲管每月要更换一次，都是从镇上医院请医生过来操作。小拇指甲盖般粗的管子从鼻孔途径咽喉塞入胃中，肯定很难受，每当这时候，父亲就缩鼻锁眉，外部刺激让植物人发生某丝动态变化，这一瞬间让我们惊喜，又让我们心疼不已。
这次回家，很不愉快。母亲一如既往地抱怨，大都围绕“开销太大”、“太累”、“操心弟弟”、“以后日子可杂过”之类的话题，没有经济来源是她最担心的事，虽然父亲所需我全部负担，但我并没有多余的钱来给她当劳务报酬。面对一个永远也醒不过来的人，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自己以后的生活会怎样继续。
弟弟回武汉后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挣钱不多，但很快谈了一个女朋友。女孩子人很好，弟弟2014年春节带了女孩子回家，女孩子不仅没嫌弃家里有个植物人父亲，还对母亲各种宽慰。母亲在父亲病倒之后，有两件事比较操心，一是弟弟不好说人，二是自己以后怎么生活。但弟弟娶媳妇这件事，在我家是最高等级的事项。现在媳妇也有着落了，又这般善解人意。与母亲谈到此处，母亲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2014年11月20日上午，接到母亲的电话，被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很悲伤，但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已做好了这一刻来临时的思想准备。母亲说：“我在堂屋跟你大包牙奶奶聊天，突然感觉不对劲，再去看你爸，他已经咽气了”。我当即向领导请了长假，飞奔回家。
到家后，离上次见到父亲又时隔半年之久，这一次，父亲完全没了他原来的样子，全身瘦骨嶙峋的他，脸上只有一幅骨架支撑着表皮，手指节骨粒分明，肥大的寿衣套在他瘦弱的骨头架子上，空空荡荡，病床移到了堂屋，他平静的躺在上面，全身泛着腊黄，像一把用了多年秃了的笤帚。
丧事办完的那天，所有人都松下一口气。于父亲，于我们，都解脱了。
离父亲去世二个月不到的时间，2015年春节时，弟弟在母亲的殷切期盼下举办了婚礼，美曰其名：”儿子娶亲，了却父亲遗愿，不枉费他养儿养女一场”，我也为弟弟能够早日结婚而感到高兴，可，这与去世的父亲又有什么关系呢？
父亲去世后的前八年，我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生活中，在与公婆相处中有过多次大吵导致双方磨合失败。工作中，遇到职场PUA而不自知，整天死命内卷而无果。我无暇去回想以前的种种，晚上睡觉几乎没有梦见过父亲。我时常听大妈妈讲起，父亲又在她的梦中出现了，我时常疑惑，父亲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最近二年，母亲再嫁，我与母亲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待亲戚等各种认知上意见相左，故而，我与母亲的关系愈发紧张。我们时常在电话里大吵，一通电话下来，吵的人心肝肺都感觉到有损伤。她说服不了我与她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曾经在医院里陪着父亲的那群亲戚)，我也没办法拿大道理劝服她往事如烟随风而去。她那陈芝麻老谷子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兄弟妯娌家庭各种纷争，我无法对此感同深受，无法接受她对别人的辱骂。我没办法通过几句话让一个内心充满仇恨和负能量的女人一切向前看。我们总是彼此挂念，又彼此伤害。
父亲开始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对梦的记忆时间很短，一晚上做三个梦，对于我来讲，时间上还是很紧张的。我做梦的时长，要取决于睡前我喝了多少水和孩子睡觉的踏实程度。如何分配这三个梦的时间，对我来讲，很重要。我做的关于父亲的梦，内容大多是父亲身患重病，我只能远远的看见他满面愁苦，却无法与他多说一句话，且对他在梦境中的现状无能为力，往往醒来后，心头像压块石头搬沉重，并带着些许懊悔。
梦境一：我跑了无数个地方去找寻，终于在一个比上寨村更偏僻的村庄里找到了父亲。他穿着白色的衬衫，依旧是47岁那幅模样，但清瘦不少，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他从坡上向我走来，我们周围有麦田，但无人烟。见面后，我质问他：”为什么要躲起来，有病咱就治啊？”，他没有回答我。我问他：“你疼不疼？”，他仍然没有回答我。直到醒来，我仍不清楚梦境中的父亲到底得了什么病，只知道有个“父亲得了晚期癌症”的认知在我脑中固化。醒来后，我久久无法再次入眠，我一直在想，父亲不治疗会很疼啊。
梦境二:我回家，看见爸爸在草地中间一块空地坐着，他双脚溃烂，肿胀。他又是得了重病，他望向我，没有表情，没有话语。我的心里已经慌乱成泥，我一直看着他，想问什么，最终也没有说一个字。我想，父亲一定很疼吧。但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呢？
梦境三：他没有生病，身体康健，我回老家去，见到他和母亲，但我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哭着醒来的，且醒来十几分钟后，泪水还在止不住的流。我只知道是他们做了什么导致的，却想不起他们具体做了什么会让我如此悲伤，又或是我的梦中根本没有这些细节。
我给现在的自己说，再过十年，我一定不要上班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所有的长辈，都到了要生病的时候，我需要伺候在他们床前，而不是远程孝敬。不然，以后的岁月，我会一直在懊恼和内疚中度过。四十七岁的父亲，终究是去的太早了，还来不及等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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