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去惠农县的一个村子里参加婚礼。婚礼当天，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靠在院墙外，咬着手指头，木讷地看着忙碌的人们。我拿了些糖过去，塞进他的口袋，小男孩如获至宝，一转身跑开了。后来得知，这个可怜的小孩和奶奶一起生活，妈妈扔下孩子改嫁，爸爸离开他们到外面打工。
在村子里我还见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她在3岁时意外摔倒，下巴颏重重地着地时候，咬断了舌头，小女孩保住了性命，却从此不能说话，而父母为了偿还高额的医疗费用，双双外出打工，把失去语言功能的孩子留给年迈的父母。
多年后，我再回到村子，寂静，是村子最大的变化，外出务工人员走了一大半，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到多是年迈的老人带着蓬头垢面的小孩，他们或闲坐在门前，或在村头游走，或在田边农作。老人和孩子几乎没有任何语言交流，大多数时候沉默不语，在祖孙近于无声的世界里，村子里牛、羊、鸡的叫声此起彼伏。
一个山区支教的志愿者说，祖辈的年龄较大，又多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却承担着监护孩子的重任，他们完全不懂得在心理上关心孩子,由于缺少沟通交流，导致很多孩子的性格孤僻，有的孩子出现语言障碍，甚至自闭。有志愿者给留守儿童援助物资，当一位志愿者将装着文具盒和画笔的书包送给孩子时，其中的一个孩子却拉着志愿者说“叔叔，我们不要书包，你们可不可以不走？”孩子们缺乏的并不是同情，或者书包、文具盒，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
每次看到弓腰驼背，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孤言寡语、胆怯自卑的孩子，我都会忍不住想起村头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心里就会隐隐作痛。
面对战后的一代德国人，瓦尔特·本雅明曾慨叹，那些在壁炉前为子孙们讲故事的人彻底消失了，“哪儿还有正经能讲故事的人？”就如本雅明所说的那些“讲故事的絮叨者”，如今又在哪里？是那些留守乡村的祖父祖母们吗？他们终日的劳碌、病痛与蒙昧，又如何充当一个“讲故事者”？原本应该陪伴孩子成长的父母们，只为了换取‘现实的’这一小块铜板，抵押上了自己的后代——将他们改变命运之门也被迫关闭了。
很小的时候，妈妈因病离世，爸爸为了生计，把我送到农村奶奶家里。刚到那里，我天天哭着要回家，奶奶就在在农闲时候，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乡村的故事，附近的传说，神仙鬼怪等，渐渐地，我不哭了，我迷上了奶奶的故事。奶奶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却能编出那么多好听的故事，故事中有爱，有善良，有勇气，每个故事都是一扇窗，一扇门，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文学批评家张新颖谈到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认为家长是否会讲故事，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深刻。他说：“那些我们看上去所谓不合理的故事，其实是很美好的东西。”
作家迟子建在6岁时，离开了父母、姐弟，与祖母生活，谈起了自己进行文学创作的缘由，称自己并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创作受童年生长环境的影响至深。小时候祖母经常给她讲故事，她觉得老人口中的神话故事，就是没有书本的文学书籍，那些带着神仙鬼怪、善恶报应的聊斋故事，对她的幼小的心灵影响很大，为她的童年建立起一个非凡的世界。
许多文豪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时，在其开端都会发现一个善讲故事的老奶奶、老外婆或老保姆。写出伟大的作品《百年孤独》的作家马尔克斯，和外祖父母在镇上生活到了10岁，外祖父从小便向马尔克斯讲述自己经历的故事，外祖母、姑姥姥也经常给马尔克斯讲一些关于幽灵鬼怪故事，这在年幼的马尔克斯心中早早地播下了“魔幻的种子”，这对作家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汪曾祺也是一个听祖母故事长大的著名作家他说道：“真正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多半是在童年时代情绪记忆的摇篮中便开始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这种早年的情绪记忆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说是如此重要，甚至到了耊耊之年的时候也总要竭立保持其童心不泯”。
不论什么时代，在孩子成长中，讲故事和听故事是发展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及语言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它为培育一个健康、成熟的儿童心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既缺失父母陪伴，又缺失精神交流与沟通的世界，对于那些留守儿童，这些缺失将意味着什么？留守儿童的人格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而在缺乏关爱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缺乏心灵的沟通，便会导致一个充满敌意的时代。卡伦·霍尼的著作《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性人格》中，描述了二战时期的经典病态人格，为了避免历史重蹈覆辙，再步入那样一个时代，谁来做那个讲故事的人？
没有一个孩子应该被遗忘，每个留守儿童都应该得到爱的关怀，是我们能够给出的最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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