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3期选载草白 《临渊记三题》

“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本刊“非虚构”栏目推出“女性书写小辑”，以四篇风格、取材截然不同的作品，呈现女性书写的不同面向：身体与灵魂、生育与劳作、成长与衰老、情感与思辨……今日推荐草白《临渊记三题》之中的《少女》。

草白|女性书写小辑

1981年生于浙江。著有小说集《我是格格巫》、散文集《童年不会消失》等。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浙江青年文学优秀作品奖等。现就读于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即将出版文集《少女与永生》。

No.1 草白其文

临渊记·少女

那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离开家，住进一间由教室改造而成的寝室。墙壁脏兮兮，床铺吱嘎响；窗玻璃是破损的，深夜的风从破损的地方进入，吹到我们露出被窝外的脚尖上，有一种露宿荒野的感觉。

那是1993年初秋，我们带着饭盒、大米、换洗衣物、零钱等，成为珠溪中学的一名寄宿生。几乎所有人都携带一只大箱子上学，那种木制的箱子是祖母或母亲的嫁妆，油漆剥落，死气沉沉，又因过于庞大、装物太少而显得体形荒诞。

我没有箱子。当她们挨着床铺灵活地爬上爬下，把毛巾挂在床沿与窗缝之间的绳索上，站在各自的箱子前叽叽喳喳地吃饭，我只能站在窗前角落里，稍有不慎，那个吃了一半的饭盒就会从窗台“哐当”一声掉到水泥地上。

那个女孩有一只绿箱子，类似于夏天卖冰棍的小贩用的木匣子，却要精致许多，那鲜明的绿漆早已与木头的纹理渗透，融合无碍，给人一种奇异的沉静感。

箱子的主人就是小莫。

那时候，我并不认识小莫。她是隔壁班的。她和别人不同，从不站在自己的箱子前吃饭，有时侧身坐在寝室外面的台阶上吃饭，有时站在那排水泥栏杆前，背对着我们，好像被人撞见在那种地方吃饭是一件羞耻之事。

通常当我们还在叽叽喳喳地把脑袋埋在饭盒里，边吃饭边大声嚷嚷的时候，小莫已经吃完，拿着铝制饭盒从寝室外面走进来，她体形纤巧，走动的时候有股难言的轻盈感，让人想起春天的燕子轻而欢快地掠过池塘的水面。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这个女孩是谁。她一开始就显示出的与众不同给人一种暗示，让人忍不住去猜测她的来历，为什么要来这所简陋的乡镇中学。她应该去一间更好的学校，住到一个更好的宿舍里，更不用以花布将自己隔绝在逼仄的空间里。

她床前那块蓝地白花的布吸引了我。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种白花叫鸢尾。它们长在水边，叶片轻盈，花瓣缀着露珠，带着水生植物的清亮与光芒。

小莫在那块棉布所遮的地方听歌、睡觉、发呆，偶尔发出一点声响，那是她戴着耳塞跟着磁带里的流行歌手在学唱。她总是很谨慎地不让自己发出更大的声音，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她不知道我们早已关注她，任何从那个角落里发出的声音都会引起我们的侧耳倾听——蓝布一直垂挂床前，本意是要与世隔绝，结果适得其反。

黄昏时分，晚自习的铃声响起之前，我们从寝室里出来，走在那片通往教学楼的水杉林里，高大挺拔的树木将微光局限在一片昏蒙的区域里，循着暗夜来临之前的最后一些光亮，我们悄无声息地走着，脚下树叶发出轻而温和的碎裂声，深秋的晚风携带着远方的凉意而来，让人疑心这片林子就像漫无边际的青春期，走不到尽头。

或许，在那片水杉林里，我看见过小莫匆匆行走的身影，那个身影和我一样走在去往晚自习的路上，可我想不起她的脸，她的容貌更无法进一步得到确认。印象中，她的皮肤比一般女孩略黑，脸庞小而精致，双眸清润，耳形秀丽，没有佩戴耳环，耳垂上也没有留下任何孔洞。总之，她整个脸部的轮廓极美，举手投足间漫溢出一股少女的清丽与哀愁。另外，那时候，她的唇上已经长出一圈纤细的淡黄色绒毛，让人联想到一种叫桃子的水果。

现在，我还能清晰地想象她的声音。如果有一天，那个属于她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我一定可以毫不费力地捕捉到。那些人的脸我已经记不住了，她们的声音却依然存在，所有在那个时间段里认识的人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不会互相混淆。

学校后面有一座寺院，不远处是农田和溪流。那时候还有炊烟，空气中弥漫着一些颗粒状的物质。露天电影就在那个晒谷场上每周三如期进行。我们很快就深深爱上了这每周一次的狂欢夜气氛，没有作业，不必上晚自习，教室和寝室都空荡荡的。

所有人都在外面，在夜色弥漫的田野中穿梭，在白色幕布的前面和后面奔跑，或者安静地坐在某个坡地上，聆听溪流发出的声响，沉浸在邈远事物里暂时遗忘了一切。一名十三四岁的少年但凡经历过这样的夜晚，都会变得和往日不同，他们会在日记里记录下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某部战争片的结局，某场影事的中途忽然暴雨如注，银幕上盗贼窃了古墓被判斩首，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等等，却对真正触及内心的东西避而不谈，不是他们刻意想要隐瞒什么，而是那些东西的存在非常隐秘，飘忽不定，很难被人清楚地意识到。

对那些夜晚可能发生之事，我早已淡忘。没有具体的细节，更没有戏剧性的场景让我记住其中的一两件。只有一种模糊的情绪，隐约的兴奋感到了周三的中午便被周期性地激发出来。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赶去看露天电影，谁也不知道那些不去看电影的人去了哪里，当我盯着那块白色幕布时，身边大都是附近的村民，比我小很多的尚处于小学阶段的孩童，却很少看到与我一起学习的人。

有人看见小莫坐在那座寺院门口，几乎每天黄昏都坐在那里，连星期三也不例外。从吃过晚饭到晚自习开始这段时间，她都在那里。她们说她在等一个男孩。那是男孩上学的必经之路。

这件事情忽然被很多人知道了，他们不自觉地加入传播这件事情的队伍中，并感到兴致勃勃。男孩的父母不仅知道此事，还发出了明确的反对信号。看来，事态已经扩大，发展到了对小莫不利的地步。

我一点也记不得怎么和小莫熟识起来，并成为她的核心密友，参与她的秘密，知道她有时候点着蜡烛坐在寺院门口的石凳上等那个男孩，不知对方已经更换了上学之路。

有一天，小莫对我说，你帮我去问问那个人看，为什么会这样。

于是，某天放学时分，我果断地将那个人拦截在教学楼后面的水杉林里。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我用的是小莫的语气，而不是我的。那个人没有说话，只是莫名其妙地望了我一眼，好像在埋怨我多管闲事，或许是认为我不够美，根本不可能懂这些事。这一眼触怒了我，我将他的沉默视为拒绝，并将此结果添油加醋转告给小莫。

后来，那个下雪天，那个男孩带着三个朋友来我家找我。我们一起去了小莫长眠的地方。积雪很厚，但并没有将整个大地都覆盖住。我们踏在泥泞的雪路上，风把雪花吹在脸上，寒冷像饥饿的兽在天地之间肆虐，伺机吞噬掉我们。天寒地冻，一旦想到此行是去看望一个死去不久的人，我便感到极不真实，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是舞台上发生的事，总有一天，我们会被告知演出结束，悲伤终止，死者复生。

站在小莫埋身的地方，男孩表示等以后有钱了，一定要将这个阴寒之地修缮一新，弄点石狮子石凳子什么的。男孩黯然而坚定的神情，像是在进行某项宣誓活动，而我们是应邀前来观摩的。我想起清明扫墓时看见的那些老人们的墓地，非常气派，他或许也想要将小莫长眠的地方装扮成那个样子，弄成一个真正的坟墓的样子，一个墓地所要具备的硬件设施它都要有。

男孩的想法天真而虔诚，带着赎罪的意思。我忽然有点可怜他，当同龄人还在为学业发愁的时候，他却在想墓地的事，想着将来如何安慰亡人，以弥补过错。他的想法世俗而实际，是对成人思维的模仿甚至照搬——那是小莫死后，他唯一能想到的可做之事。

1994年春天，我们的体育课统统变成了跑步课。我们不仅在学校的煤渣跑道上跑，还跑出校门，跑到竹林和晒谷场。我们绕着村子庄奔跑，跑上山坡，在林子里跑，在草甸上跑，跑过水电站、婴孩塔、废弃的养蜂人的小屋，最后，我们沿着湖的边缘跑。

地点的改变给枯燥的跑步课增添了乐趣，而且每次奔跑的线路都不尽相同。一旦开跑，我们便无法停下，好像脚下有无穷无尽的力气，从我们奔跑的动作中不断生长出来。

那年春天，我们年轻的体育老师带着全年级的同学在路上跑。当我们在教室里上英语课、数学课、地理课，他们在跑步；当我们看着窗外发呆，他们已经跑到那个山坡上了。

少女小莫也是其中一员。当我在数学课上发呆的时候，小莫和她的同学们正跑出校门，跑上坡地，跑过竹林，沿途经过水电站、婴孩塔、废弃的养蜂人的小屋，还有一条长长的被松针覆盖的林间小路，他们肯定会绕着湖水跑，或许不止一圈，一切都取决于那个年轻体育老师的心情。

我和小莫无数次地跑过那个湖泊。在身体的晃动中，我只感到湖水不是水，而是某种固态物体的凝聚，以蓝绿色系的目光笑意吟吟地望着每一个经过它身边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湖，而是人工水库，日积月累，成为丰盈的蓄水池，以备旱季灌溉之用。随着夏季来临，我们不再跑步，开始在校园的阴凉处练习投掷铅球和仰卧起坐。

也就从那时候起，小莫开始坐到寺院门口的石凳上。天黑了，晚自习的铃声响了，虫鸣沿着草叶爬上来，她还坐在那里。她随身携带火柴、白色蜡烛、水果刀和酒精饮料。她点着蜡烛，在自己手腕上划上很多刀，任酒精饮料烧灼喉管和胃。一天天过去，她在那座寺庙门口，反复折磨自己的身体。经过那里和没有经过那里的人，都看见了，知道了。而小莫只想让那个男孩看见，想让他知道。

男孩不再经过此地，男孩的妹妹监督着哥哥，和他一起上下学。有传言说男孩可能要转学，举家跟随即将出门打工的父母远行。

有一天，小莫从寺院门口的石凳上起身，回到黄昏的水杉林里。水杉林东边有一排水龙头，那是学生们洗漱和清洁物品的地方。角落里有一口井。

那是1994年初冬，井水温暖而洁净。清晨时分，有白色热气从那个圆形孔穴里冒出来，到了黄昏，便有师生陆续来井台边浣洗衣物。穿深绿色毛衣的小莫蹲在那里洗头。她的头发很美，乌黑而充满光泽，湿漉漉的，往下滴着水。暮色中，她一遍遍地从井里汲水，一遍遍地洗那愈发黑亮的头发，好像它们天生地需要水的润泽。

除了那片静默挺立的水杉林，谁也不知道小莫是何时离开的。很多天过去，井台边依然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洗发水的气味。在以后的生命里，那种气味一直没有再次出现，以至于我并不能在此将它准确无误地描述出来。

那个穿黄色僧衣的人，在昏暗的寮房里，向我们讲述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他说的那些，我们并不感兴趣，也无好奇之心。可是，一个僧人能耐着性子和我们说那么多，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这是让我们感到诧异的。他说话时眼神炯炯，微微蹙着眉，僧衣扣子外面露出的喉结一鼓一鼓的，好像在艰难地吞咽口水。

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如今我早已忘记。那无比虔诚及笃定的神情，在此刻的回忆中分明带着滑稽的意味。他不仅自己相信那个世界的存在，还要迫切地说服别人也去信。

我和那个叫英的女孩，除了觉得好玩，别的什么感觉也没有。在经过寺庙门口时，我们会嘻嘻哈哈地打趣道，哎，我们的师父住在里面呢。哎，哪一天我们不用上学，随师父一起去云游算了。

“师父”总是不定期地要求见我们，用同一种语调，简洁而反复地描述同一个世界；也会很长时间没有现身，不知去了哪里。当我在别处，在山坡或稻田边上，看到庙宇黄色外墙上的“佛”和“南无阿弥陀佛”字样时，便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拂来。如果那房子的颜色和普通民居一样，或许便不会有这种感觉。我并不知道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地去追溯它，却毫无结果。我总是感到莫名的不安，又无法解释这不安感的由来。好似有一种试图将我们带离这个世界的力量始终存在。

那是五月的一个中午，天气燥热，让人昏昏欲睡，那个穿黄色僧衣的人忽然出现在学校操场上。他拎着一袋枇杷，一摇一晃地，向教学楼这边走来。他的出现引起了轰动，在他身边马上围聚起一大群男同学，他们拍手，跺脚，吹口哨，兴奋地尖叫。

我和英已经出了教室，站在走廊上，穿黄色僧衣的人向我们走来，将手中的枇杷递给我们，双目炯炯地望着我们。在众同学的簇拥下，我们走在去往笑眯眯照相馆的路上。一路上，那些男孩始终跟着我们，眼睛晶亮地盯着我们身边的那个人看，除了拍手和尖叫外，他们还想要发出某种更为明确的信号，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合影里，我和英穿着校服，很不自然地站在黄色僧衣的两侧，手脚僵硬，不知该如何摆放。

“师父”到了另一个地方的另一座寺庙后，给我们寄来一包佛教书籍，黄黄绿绿的封面上，印着菩萨或佛陀的像，里面都是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的小故事。在随书附寄的红色小本子上，我和英都被郑重地赐予了法号，两个字的，是世俗世界里两姐妹的命名方式，有一种很怪异很新鲜的感觉。

放暑假了，“师父”来信邀请我们去那个叫太平寺的地方玩。我们当然没去。一个青烟缭绕的世界，弥漫着香烛瓜果的气味，还有木鱼声声，这哪里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经常跑到山坡上玩，躺在草甸上看树影和云朵，偶尔邂逅牧羊人赶着羊群从坡地上下来。黄昏的夕光在远方和竹林间游荡。我们大声而夸张地呼唤每个路过山脚下的熟人，他们的名字被嘻嘻哈哈的我们含在嘴里，发出模糊而欢乐的尖叫声，有一种戏弄人的快感。

小莫失踪的那个黄昏，我们就躺在山坡上。后来，我们又赶回那里，不过心情完全变了，小莫的名字被所有人含在嘴里，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我们打着手电筒，漫山遍野地呼喊、寻找，听着自己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好似找寻失散已久的自己的魂灵。

深夜，我们疲惫不堪地回到那个摆有许多木箱子的寝室里，被小莫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绝望包围着，很快睡着了。凌晨时分，小莫来到我的睡梦中，侃侃而谈她的历险经历。她不是沉入湖底，而是去了一个更遥远的地方。在大山的另一边，靠近大海的地方，她听音乐，唱歌，伴着海浪起舞。

快点长大吧。

等你们长大了，就可以来这里找我玩了。

梦里的小莫异常兴奋，为摆脱某种我们暂时无法摆脱的东西而雀跃，大笑时露出贝壳一样湿润而洁净的牙齿。一夜间，她已由少女成为一名无忧虑的成年女性，这真让人羡慕。

这边的世界里，人们最后一次看见小莫是在井台边。深绿色毛衣，蓝色牛仔裤，黑色丝绒一样的长发。

少女小莫消失在1994年10月28日黄昏。

2016年暮春，我完成短篇小说《少女与永生》。这个以小莫为原型的短篇，经过多年酝酿，数易其稿，终于画上句号。那天，我骑车去了郊外，就像许多年前从家里骑到寄宿学校，一路上，往事如路边的风景，纷至沓来。黄昏时返回家中，我已如释重负。几天后，我把小说发给责编W先生。随后，便慢慢将此事淡忘。

第二年秋天，我与W不期而遇。他还记得那个小说，想了解更多其背后的故事——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了解什么。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以“我”的迷惘和自省贯穿始终。小说里，小莫有一个忧郁而普通的名字；林玉瓶，而那个男孩则叫马良。小说的叙事从林玉瓶自沉多年后、“我”与马良的交往开始，中间不断穿插“我”与马良对她的回忆。这回忆常常是由“我”引发，马良无可奈何地接受，被迫配合着完成。事实上，当年的“我”几乎是与林玉瓶同时爱上马良，不同的是“我”隐而不发，而林玉瓶热情表白，最终恋情失败而自沉，以致多年来“我”心难安，感到林玉瓶的死与“我”有关。

这个小说太含糊了，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W坐在我面前，直言不讳地说。他好像不是指责小说本身，而是在质疑我的态度。我应该有更新鲜而明确的态度。

你应该表达得更清楚、更准确，那才是有意义的。W振振有词。那通常也是我对一个小说的期许，准确而清晰地表达一个东西，哪怕这世界上并没有那种东西的存在，小说家的使命不就是要制造出这样一个东西来吗？

我承认他说得有点道理。一个少女的死亡，其意义何在？我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苦苦思索，却依然无解。

或许，我想探讨的是死亡本身，一个人年纪轻轻地死去，主动索死，到底有没有意义。

毫无意义。沉思片刻，W冷冰冰地说道。人们不会因为一个女孩的死而同情她。那种同情即使有，也是一时的。人们很快就会忘了她。再说，女孩的死真的是自觉选择的结果吗，还只是临时性的表演？一个少女对死亡能有什么深刻的见解？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对自己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忘了她对吧？W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我从未想到我的编辑是一个如此冷静且咄咄逼人的人，他好像不是在谈论小说，而是在谈论一段无足轻重的人生。

谈话一时陷入僵局，我希望就此结束，不要再谈了。写出一个失败的小说，将它束之高阁，或丢入废纸堆，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

有一会儿，W没有说话。我们试图把话题引向别的地方，却没有成功。他看着我，直了直身体，好似发出离开的信号。可他并没有离开。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他迟疑地说。

我点点头。

或许，我想……你可以重写一遍。

我疑惑地望着他，好似在鼓励他继续说下去——这给了他错觉。

W马上切换到职业编辑家的角色里，滔滔不绝。忘掉这个小说，换一个角度，写一个全新的。你不仅要完成对既定素材的超越与转化，还需具备一种广阔的人类的视野，把它当成全人类可能拥有的共同经历去写。所有写死亡的小说，没有一种哲学性的深刻，都是不成立的。当然，死亡很难表达，太多的陈词滥调，都没有意义，要想死亡具有意义，你的表达必须是有意义的。

你要知道，所有伟大的小说，最终都会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虚无。

……

我忽然想起W来自那个毗邻海边的石头城，多年前那个穿黄色僧衣的人就去了那里的太平寺。有一些从那座寺庙里寄出的资料和信件，仍留在家乡的阁楼上。

你那里有个太平寺。

什么？

太平寺，我说有座寺庙叫太平寺，在你老家。

没听说过。

太——平——寺。我把那三个字，拆开来又讲了一遍。

W依然说，没有。没有那个地方。他的声音显得冷淡，还有点不快，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在一段关于小说的谈话里忽然插进一座寺庙。我不是佛教徒，他也不是。

没有太平寺。居然没有。或许是W的记忆出了问题；或许是因为那座寺庙地处偏僻，不为人知；或许，它真的不存在。

难道这世上并没有这样一个地方？

……

此后，我再也没有遇见W，更没有与人谈论过那个小说。我完全放弃了对那个小说的书写。

1994年初冬，一名叫小莫的少女自沉湖底，被人发现时双眼微睁，右手臂曲折，右手紧攥一束枯萎的水草……这些年里，我也一直在寻找小莫在那个漆黑的冬夜里所寻找的、能被我们紧攥在手心里的东西。

有时候我想，一个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能拥抱死亡，大概也是一种独特的向永生致敬的方式吧。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3期

选自《野草》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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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草白其人

自然的女儿——草白印象记

 文｜王威廉

 

和草白认识竟然那么多年了，这让我不免有些吃惊。吃惊是因为，那么久的朋友，那么好的朋友，迄今只见过一面。2015年的春天，我在宁波《文学港》的办公室里坐着，远远就听见了她的声音。她的语速很快，仿佛要把一段话急切地抛出，语调又有着孩子气的尖细，在词和词的连接处，有着浓浓的江浙风情。和她通过无数次电话，她的声音，成了我最熟悉的她。声音以外的老友，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飞速跳出办公室，看见她在楼道里拖着行李箱，柔顺的短发蓬松地绕成弧形，瘦弱的身体藏在宽松的棉麻衣衫里，活脱脱是传说中的“森女”，满是雨后树林的气息。我大声喊了她的名字，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笑我的唐突和激动，好像粉丝遇见了明星。

他们并不知道，我和草白的友谊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无论写作还是生活，她都是我乐于请教和交流的挚友。给这样的朋友写印象记，我总是谨慎的，因为所有的印象记都有变成漫画的风险。我最喜欢的印象记，还是《世说新语》，寥寥数笔，写一件事，一个动作，甚至，只是一句话，都极为生动传神。可问题在于，我对《世说新语》依然无法做到十分的信任，那些截取，那些塑造，无疑暗含了作者的价值取向。魏晋人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可它真的在《世说新语》中吗？

说这些，也许是我不自信的表现，我怎么能写出草白的形象呢？她是那样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谈及对一个作家的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对其作品的印象，都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也许更准确，我们不可避免，都被语言所塑造。我第一次知道草白这个古雅的名字，是因为读到了她的散文。现在的许多小说家都不愿意写散文，他们怕自己不多的人生经验在散文中被透支，也怕散文的写作干扰了小说的写作，从而便用专一代表专业。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也影响到写作这个行当，作家自觉局促于自己的文体道场，本是无可厚非的。可我还是向往那种大文学的写作，就是无所拘束，只将文体当成是内心之思的某一种具体的承纳形式。因此，我也爱读诗，爱读散文，我是在网上一个“80后”散文写作群里，读到了草白的散文，眼前一亮，这文字里，诗、思、人都在了。

草白的散文并不长，都是一些错落有致、直击内心的短章，寥寥几笔，一片灵魂的风景就出现了。 印象最深的，是她一篇名为《一个懂鸟语的人》的文章，我被感动了。她写了一个哑巴与鸟儿的无碍沟通，这确凿证明世间有我们听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天籁之言。我分明感到，那哑巴的形象正是她对人类存在的一种认知。人，其实很大程度上对话语交流是不信任的，尤其写作的人，更加深谙这一点，因此，作家的只写不说，便是对回答的不抱希冀，只求心间的话语物化为文字，得以自足自立。而鸟儿作为上帝的天使，又使那不求回答的话语，获得了神秘而超越的回应。因此，哑巴又何尝只是草白？我们每个人也许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哑巴。那个哑巴的形象，从此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迹。

对她的散文，实在还想多说几句。

她的《消失的孩子》，不妨视为一篇小小说，他的童年怎么就不见了？童年是什么？没有童年的童年，会是如何的境地？我回味了许久。还有《听话》一文，里边的祖母形象极为生动逼真，“听话”也有了两重意思，一是听祖母说话这个行为，二是虽然听得太多而觉出了“重复的悲哀”，却还是真正听进去了，将老人的美德铭记于心。那种微妙的情愫，在草白笔下缓缓流淌，温润人心。《野果》再次证明了“草白”这个笔名绝非随意而起，它注定了作者与大自然的无限亲近。吃，是人与自然最深层的接触，是把自然请到人的内部来的过程，这其间的奥妙，已经被草白发现。体现在生活中，她基本上是个素食主义者，最多喝喝鲫鱼豆腐汤什么的。

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情，滋养我们写作的，大多是一些历史上的亡灵或是现实中的著名人物，他们离我们有时太过遥远了，因此，当自己的身边出现了优秀的写作者，那种感觉就像是暗夜中遇到了同行者，可以给荒原上踟蹰的自己以巨大的慰藉，能够让我们在脆弱与迷惘之际，依旧敢于壮胆放歌。草白那森林般的宽容与神秘，让人乐于和她一起耽于做梦，轻松自在，故而我时常把一些未成熟的想法与她分享，这也是向她学习的过程。

某个周末，我和草白在网上狠狠聊了一次，好像聊到了凌晨，那对按时作息、生活规律的草白来说，尚属首次，估计网络那头的她早已是睡眼朦胧了，但她拒不承认，带点逞强的味道。那次聊天，终于让我们接上了头，我们很开心，就像是两个蠢蠢欲动的革命党。对于现代文学的热爱，对于写作创新的渴望，都让我们兴奋和激动。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做点什么，思来想去，便拉她和我一起参与台湾的联合文学新人奖，我告诉她，这是王小波得过的奖，你要能得，那就厉害了。我这么热情，当然是给自己的又一次慰藉和壮胆；一起参与评奖，无疑是想把我们变成一起作战的战友。

草白一开始还有些犹豫，架不住我再三忽悠，她终于同意了，她说：“好吧，我可是陪你的。”很快，她写了一个短篇，叫《木器》，那是一个爱做木匠活的老爷爷。主题是死亡，叙述却有一种孩子气的单纯腔调。“爷爷老了，大概快一百岁了，一个人不是皇帝，却活那么久，这简直自取其辱。”开篇第一句，多好的语感。小说里有她散文的韵味，又多了想象、虚构与诗性，那个叙述的孩子，在我脑海里活灵活现的，就是童年的小草白。

几个月后的一天，草白神神秘秘地给我发了封邮件，她说有人通知她获奖了，但她觉得那是假的，是有人想骗她。我看了她转发来的贺信，上面言之凿凿地写着：“草白的短篇小说《木器》夺得了第25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的首奖。”我瞬时就激动了，赶紧祝贺她。但我越是祝贺，她越是惶恐，她反复质疑这件事情的可信度，觉得也许是有人跟她恶作剧，甚至诈骗。因为那时还没到公布奖项的日子，她的那种态度，让我也迷惑了起来，现在网络骗子横行，莫不是像她说的，其中真有诈？我建议她给组委会邮箱发信确认下，然后还不忘提醒她，如果有人问她要钱说要寄证书奖杯什么的，一定不能给！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草白当然无可置疑地荣获了那个奖。她去台湾环岛了一圈，给我寄了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一片开阔的海。再回想之前我们忐忑怀疑的情形，不免可笑了。时过境迁，现在回忆起来，充满了青春的杏仁滋味。听说过许多这样好玩的故事：陪朋友去比赛、陪朋友去试镜、陪朋友去相亲……，成功的似乎总是作陪的那个人，证明了“无心插柳柳成荫”才是至高无上的生活哲理。感谢草白，让我生命中也有了这样的传奇。

《联合文学》有一期获奖专刊，记录了整个评奖的争辩过程，评委们对《木器》有着一致地赞美。我想，那个奖对草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不仅让她获得了认可，更重要的是，这让她意识到：“我是能写小说的！”随后，她便有一系列的小说喷薄而出。像《土壤收集者》、《惘然记》、《我是格格巫》等都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如果说她的散文展现了她静思的一面，她的小说打开了她想象的一面，我觉得后者对她来说，可能更重要，这也是她为何向往写小说的原因。过于静思的生活，需要跳跃、飞升甚至摔碎，才能保持住生机与力量。这算是一种生命动力学的规律吗？我不敢确定，反正，在草白随后的人生选择中，印证了这个判断。

草白原本有一份特别让我羡慕的工作，好像是在嘉兴的地方网站做编辑，非常轻松，大约下午四点的时候，她就下线回家，买菜做饭去了。因为面对了一天网页的缘故，她晚上基本不上网，安安静静地读书养神。因此，要找她，必须要早。我非常羡慕这种赶早的人，我觉得个人的时间表能比社会时间早运行一会儿，就多了一份从容。但是，凡事总有例外，草白就属于这种例外。她跟我说，她不想工作了，想彻底自由，在家写作。我以为她是玩笑话，谁还没说过这样的话呢？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小说，就叫《辞职》，主人公被一个游戏弄得辞职之后，无边的自由让他感到了崩溃。所以不管她如何反复说，我都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她真的辞职了。得知这个消息，我是相当愕然的，所幸，网络那头她也看不到，我心里很想说，那样清闲的工作，还需要辞职吗？

也许，被无边的自由吞噬，是一种典型的男性思维吧。男人，这种社会化的动物，从社会之网中漏出来，一定会有深深地失败感。这是我从草白随后的潇洒生活中，用逆向思维得出的一点感悟。女人，并不惧怕自由，更能忍受虚无。就像草白，她不在自由的波涛上，而是在自由的深处，她的安静，她的母爱，她的沉思，她的自然，都让她可以成为自己的船锚。她有时间出游了，一时在青藏高原上驱车，欣赏天地大美；一时，又在云贵高原的洱海边独坐，感悟人生襟怀。我只能通过她的空间相册，追随她的步伐。再读到她的文字，多了复杂之美，她在变得丰富和充盈。我们，都在向人生的深流涉去。

多年的友情沉淀下来，彼此以及彼此间的交往方式，都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虽未谋面，却总觉得像曾为同学一般，熟得不得了。因此，似乎也没有了启程去见见朋友的动力，依旧随着生活的浪潮波动，沉溺在自己的环境里，心底倒是相信，总有一天会相见，只是早晚罢了。2015年，机会终于来了，我冲到楼道，初次见到了故人。见面虽没有生分的感觉，但毕竟还是有了不同的感受。尤其对草白的笑容，印象特别深刻。以前见她，都是在照片上，她喜欢与草木合影，双目低垂，表情覆盖着一层淡淡的忧郁，甚或忧伤，但那表情中又夹杂着笃定与平淡。于是，我想象与她见面时，她的笑一定是安静的微笑，有洞察了岁月秘密的沉稳。及至见她，才发现她是开怀大笑的人，相处时大方得体，喝酒时浅尝辄止，既有亲和力，又有正能量，毫无忧郁的影子。

知道她喜欢穿棉、麻的衣服，但没想到，她全部的衣服都是棉、麻的，连围巾也是，真是自然的女儿。印象中那些衣服似乎质朴低调，不算鲜艳，但仔细看过去，明明是很丰富的，红、蓝、绿等亮色全有，除了衣服的质料原因，更重要的是她自身的气质吧，那些颜色全都服从于她的气质表达。我们一群人在象山港坐船看海，她安静地呆在船舷一侧，我时不时会想，这个女孩像是一株离开了陆地的草木，在海上她会孤独吗？我跟她聊天，她又笑了，像是一株在任何地方都能存活生长的植物。上岸后，我们在一片晾晒海带的“丛林”里照相留念，她和这些大海的头发站在一起，如同一枚别致的发卡。当镜头对准她的时候，她的笑容瞬间收敛了，那熟悉的忧郁又出现了，她甚至闭上眼睛，好像整个人退守到了自己的小天地内部，将我们撇在外边。看来，她更愿意让自己内在的一面，被呈现出来，她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以贯之、不想伪饰的真诚。

当然，她笑起来很好看的，在这里想对她说，你下次多照几张开怀大笑的照片吧。

那次活动期间，还有个小插曲。某天下午，我们的参观车出发了，半途才发现草白不在，打电话过去，她说记错时间，睡过头了。那会儿，已经来不及接她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见到她，我问起，她说是因为我告诉她错误的时间，一点半出发，我说两点。我回忆起来，自己的确说了可能两点之类的话，但我午睡的时候，特意看了行程表，确认了时间，还专门调了闹钟。我下意识想，大家定会和我一样，回去看行程表的，谁想到，草白竟然对我的随口一说深信不疑，从这个细节上看出她对朋友的那份信任，这让我大感抱歉。时隔许久，我再问她，那天下午做什么了，她说还是有点儿难过的，像是被抛弃了，只好逼着自己读书，那对她，成了难熬、难忘的一个下午。我忽然感到，自己对这位老友的敏感和脆弱，所知甚少。而那，正是写作的动人之处，注定了她要独自驻守。

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的网络签名，有草白这样的精确：“世界人生虽即十分实在，其托置在无可奈何的迷惘之上却是事实，只有投身自然可稍稍减轻一些这份迷惘。”人最难的就是自知，可草白是十分了解自己的，她写下的，和她体验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也是为什么她的文字具备击中人心的力量。那些文字，源自她生命中的真实。真实，而不是真理，那其中有迷惘如风，让她摇曳、让她不安，但她愿意做草，最朴实最顽强的植物，从此，没有什么能阻止她的思想和自由，没有什么能阻止她的写作，没有什么能阻止她，尽情成为一名被自然宠爱的女儿。

——选自《西湖》2016年03期

图片来自网络

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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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白临渊记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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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夫宽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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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以撒书意六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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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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