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型企业的治理问题

平台型企业面对的矛盾问题是，既具有作为企业的盈利性，又要承接作为平台的社会性。而这两者在短期做不到和谐统一。

想到城邦会先自然想到民主，分权，公民自发组织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我想关键不在于生搬硬套民主，而是如何在平台内部催生“自发”和“持续”。

如果我们把平台企业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它本身的属性是客观的，不带正邪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生态系统，最后会达到一种稳态闭环的结构状态。其中的每一个要素，既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也同时是消费者和享用者。就像在一条食物链上，既是捕食者，也是上层的被捕食对象。当然这个类别并不十分恰当。毕竟食物链上的博弈是一次性的零和博弈。而我们的目标是创建协同式的，互相促进，又能彼此制约的关系。

拿滴滴来说，它的模式只是形式达到平台。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不协调的。一方只提供车辆司机，而另一方只作为消费者。角色上的不对称，自然会带来信息的不对称和利益的不对称，继而更进一步加剧利益的不对称。如果能做到像爱彼迎民宿一样，既是服务提供者也是使用者。自己的产品体验，即使用心得与评分，本身也作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使用的越多，信息的准确性和披露程度越高，更能激发自然的，客观的竞争和淘汰。从而也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腐败和欺诈。

但是想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能克服早期的资金问题，克制住短期对暴利增长的渴求，对企业有良好价值观的标定与坚持，更重要的是平台内部，“城邦公民”的一致接受与坚守，内生出健康正向的经营系统。

我觉得中国还有一大问题是，并不是完全缺少监督和法治，而是在一种“人情社会”文化氛围下，大家都不太坚持遵守“死板教条”的规定。本质上是一种对法治的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