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一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记得姓M。M老师当时（1988年）也有差不多50岁，头发有点花白。
M老师的看家本领是严厉，具体做法是打。
有个同学（虽然记得，请恕我在此隐去他的名字），现在想来他很可能是有学习障碍，一年级的数学也能经常考零分。所以，揪头发、拧耳朵、拧腮帮子、敲脑袋——他是挨得最多、最全的。
最厉害的一次是，那位同学被M老师从讲桌旁一脚踹到教室门口，至少有四米远。我记得他可怜地自己站起来，教室里静的可怕。我还记得，M老师穿的是当时还比较稀罕的皮鞋，还是新的，泛着诡异的光。
检查作业和发试卷的时候，必定是有同学去讲桌旁挨打的时候。同学们一个个胆战心惊地看着，生怕下一个叫到自己的名字。
我也挨过一次打。那次是家庭作业错的多了，被M老师叫到讲桌旁。我大气不敢出地站在那里，M老师厉声问：“这样的题也能错？——啊？”接着就用手指戳了我的脑袋一下。
我被戳得后退了半步，又被他揪住头发拽回去，再猛一使劲。顿时，头皮火辣辣地疼，而且不得不仰着脖子，正迎着他很凶的眼神，想躲也躲不了。
“下回还做错吗？”这是他常问的一句话。
我自然回答说“不再错了”，可实际上心里根本没底。
“回去吧！”每当这句似乎还不解恨的话说出来，就代表这顿打算是结束了。
我当时还庆幸：虽然疼，但毕竟不算很严重。
印象中他唯一一次说轻松的话，是我和张辉同学爬黑板比赛。课本上印着很多道算数题，成梯形排列，最顶上画着一杆红旗，比谁算得快，所以就叫“夺红旗”。
都为了求快，张辉在黑板上写的字实在是潦草得很，我则忙中出错写错一题。最后，M老师就说：“一个写字太潦草，一个算错一题。这个红旗怎么办？”
我俩从讲台上往下走，不少同学就笑。真是难得的轻松。
后来，他调到其他学校教学。三年后，曲阜市教育系统组织学生参观三孔，在孔林里，再次遇到M老师。好几个同学（终归有数学成绩好而稳定，从没挨过打的）上前打招呼。
M老师和颜悦色地跟那几个同学谈话，可是我一点也认不出他来，总觉得眼前站着的不是那个人。
再后来，曾经跟我父亲说起过他，父亲说：“哦，他呀！XX村的，是挺狠。”
小学二年级到五年级的数学老师，且称作K老师吧。他也很让学生感到害怕，倒是几乎不打学生，他的“武器”是一副毒嘴。
M老师除了打之外，只会偶尔奚落一下学生，而K老师则言必出反问句，保证一句就能噎死人。
忘带课本——“你没长脑子？”
作业错了——“你猪脑子？”
……
关键还是K老师的形象——高个子，瘦长脸，面目冷峻，再配上严厉也透着极不耐烦情绪的声音，足让人不寒而栗。
三年级时，到了交学费的时间，我父亲怕我把学费丢了，就委托同村的一位老师捎给班主任。
结果第二天早操前，刚站好队，校长就来了句：“各班主任念一下没交学费的学生的名字。”
我可以为我是交了，可是那位受托的老师不可能一大早就去找我们班主任交钱。所以，当我听到有我的名字，就嘀咕了一句:“咦？我交了呀？”
K老师就问：“你交给谁了？”
我立即害怕了，小声说：“XXX老师。”
“谁让你交给她的？”
被这么严厉地一问，我一下子就不争气地哭了。
现在想想，也许对K老师很不公平，也许他讲话时内心并没有带着那样的负面情绪；甚至也许是他那高仓健式的形象，再加上急躁的性格而让人生畏。
但是，只要一想到他，真的就只是害怕和厌恶。
那几年，被他说哭的同学可真是太多了。
印象中，K老师最平易近人的一次，是我们四年级用圆规画圆的时候。当时，我和两位同学（颜芳和胡晶——我记忆力确实好！）摆弄圆规不熟练，总是没办法让圆规很流畅地转一圈。
我正笨拙地研究呢，K老师看到了，说：“这还不简单，你们多练几次熟练了就行了。看着啊！”说着，他一把拿起圆规，颇有些得意，且很熟练地给我们画了一个圆。最后，还不忘给我们再重新示范手腕怎么转，手指怎么用力。
还有关于他的一件事，与“老师”这个角色本身没多大关系。
四年级时，学校来了个买蜡烛的。那时候经常停电，看着卖蜡烛的进办公室，我们也没觉得奇怪。
临近放学时，K老师抱着一大箱红蜡烛走进教室，给每位同学发了一捆（十根）。
我们正纳闷，K老师说：“每根能烧半小时以上，晚上写作业方便，每人一捆——六毛钱。明天带来。”
我们家烧煤油灯，而且已经储存了足够的煤油。当我把蜡烛拿回家要钱的时候，被父母好一顿骂。
后来得知，别的班的学生大多第二天把蜡烛带了回去，可是我们班的销售情况最好，没一个敢退回去的。
小学时，还有两位小学老师，不记得名字了，但是他们的事情却记得很深。
那时候不流行老师自我介绍，教我们的时间很短、课时也少，所以我很可能当时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以至于很多老师就一直被称为“语文老师”、“体育老师”……似乎学科就是他们的姓氏。
一位，是小学四年级时的体育老师，很健壮，应该是练田径的，我见过貌似运动员的年轻人来找过他，并且他会指导他们锻炼。。
那时候，农村学校的体育课和音乐课往往也就仅仅存在于课程表上，有时候一学期上不了几节，更多的都被其他学科的老师们给占了。
四年级的时候不一样，体育老师很负责任，即使天气不好，也会在教室里给我们组织些活动。
他喜欢给我们读课外书。要知道，那是20多年前，课外书几乎是天大的一件事。
有一篇文章，很长，而且用他的话说“有你们还不懂的恋爱故事”，但是他坚持给我们读完一整篇，而不是让我们只听到部分章节。
我还记得那篇文章写的是一位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坚持学习的成长故事，最难忘的情节是主人公一边烧火一边读书，头发被烧着了。现在想想，都还记得作者写得很生动、很传神。
这位老师，在他的学生们刚开始陆续看上电视（我们家在稍晚一点的1993年才买电视），有本小人书就是宝贝疙瘩的时代，曾经分享过这么一篇文章，我想他至少也担得起负责任、有远见这样的的评价。
还有一次是体育课上他组织了一次趣味接力比赛：两组同学按照队列顺序，把自己棉裤、棉袄外面罩的裤子、褂子脱下来，只穿着棉裤、棉袄跑到终点，在墙上写下“正”子的一笔，再跑回来把衣服穿戴整齐，下一位同学再继续……
我那天穿的棉裤、棉袄很肥大，但是外面罩的裤子、褂子却偏小，也就很难脱下来。更重要的是，我的棉裤的裤裆其实开了，如果脱下罩裤，就会露出白棉花。我就在那里拽啊、拽啊，显得非常吃力。其实，我是不希望暴露。
表演了半天，我就对体育老师说：“老师，要不我就不比了吧？”
老师就说：“你不尽最大的努力，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我就继续拽啊、拽啊，有点起色，可是还差得远，另一组的第一位同学已经回来了。我垂头丧气地说：“老师，真的很难。”
老师说：“你再试试？”
这时候，另一组的第二位同学都跑回来了。我们组的同学都开始埋怨我，我就更想放弃了。
老师看了看我们，又对我说：“你要是不敢比，一开始怎么不放弃呢？你已经耽误大家这么长时间了，一边说话一边比赛，一会儿一停，你觉得能比好吗？”
我横下一条心，很快就完成了比赛程序，我们组果然被我连累的输得很惨。但是，谁也没注意我的棉裤。白担心了！
另一位老师，是五年级时的音乐老师，很年轻，也就刚毕业吧。而且，她只教了我们几节课，带领我们参加过一次镇里的歌咏比赛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们的音乐课，也就又只存在于课程表上了。
有一次音乐课，她让我们逐一唱歌，然后很认真地在本子上记录。
她当时单手托腮，听得很投入，不小心把红墨水画在脸上了。经过我们的提醒，她那白皙的脸马上就羞红了。
她赶紧一边道歉一边用手捂住墨迹，回办公室洗脸。再回到教室时，仍然羞涩地说着“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首先来说，那是我们第一次从老师口中听到道歉的话。
而且，现在回想起来，用那句“清水出芙蓉”形容再恰当不过。
美！
基于这两点，用现在的话说，她应该是我这辈子第一个在内心认定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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