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肥胖是我们的身体在这个时代最大的敌人，之一。
肥胖问题有多严重呢？
2009年，全球食品零售商的年收入为40亿美元，种子销售商年收入为310亿美元。2007年，农用化学品行业销售额为386亿美元，食品加工行业销售额为13亿美元。
2007年加拿大GDP总额为10.2亿美元。
而全球减肥业的收入，是3903亿美元。
2011年，全球人口总数突破了70亿，其中体重超重的人口数量达到了15亿。
与此同时，全世界还有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
凯文·卡特《饥饿的苏丹》
肥胖和饥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极端，这个问题是贫困问题，也是食品问题。看着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食品，也许很难令人相信，在这个可以买到世界任何地方产品的时代，我们对食品的选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更不会想到还有人在忍受饥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选择权，正相反，这样的权利恰恰是因此被剥夺。
在快餐店的柜台前，这个问题很明显，因为可选的无非就是这种汉堡或另一种汉堡。但即使我们试图远离快餐店，我们会发现水果店里可选的苹果种类也不过就是有限的几种。
为什么会这样？
在《粮食：时代的大矛盾》中，作者拉吉·帕特尔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矛头的指向：经济全球化。世贸组织塞给我们的可不仅仅是“机遇”和“挑战”，还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我们一直以来都以为那双手是市场规则，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除了市场本身，农民不得不面对的还有“控制市场力量的力量”。
举个例子：
在乐施会的报告中有一名乌干达的咖啡种植商，劳伦斯·赛古亚，他的咖啡卖给本地收购者的价格是每千克14美分。
这个收购者把咖啡转卖给咖啡加工厂，价格是每千克19美分。
加工过的咖啡价格是每千克24美分（5美分的加工费已经很难维持生意了）。
这些咖啡被运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运费每千克2美分，此时价格是每千克26美分。
咖啡出口商从每千克优质咖啡的运输过程中可以赚取1美分的利润，但是只有优质咖啡才能出口，因为运输劣质咖啡等于白白浪费成本，所以还需要有挑选、分级、确认等环节。经过以上这些过程，咖啡被运到达西伦敦雀巢加工设备前的时候，价格是每千克1.64美元。
虽然此时咖啡的价格已经超过种植商的成本价10倍，但是真正的飞跃在后面——
咖啡被磨碎之后的价格是每千克26.4美元。这是乌干达种植园咖啡价格的200倍。
2005年雀巢的食品和饮料销售额是700多亿美元，那么他们会不会提高咖啡农的成本价呢？
当然不会。实际上，咖啡豆的价格一直在下降。
乌干达的另一个咖啡种植商萨洛米·卡夫鲁兹家里有13个孩子，她对来访者诉说了家庭艰难的状况，甚至买不起生活必需品，孩子也读不起书。她的丈夫彼得说，晒干的咖啡豆曾经卖到过每千克69美分，要抚养全家，最低也要每千克34美分，如果价格降到每千克29美分，“这地就没法种了”。
然而现在的市场价是每千克14美分。
按照供求规律，他们应该去种植其他作物，这是种植者解决低价格的办法，但是在转向种植其他作物的时候，最大的讽刺出现了，农民在加入世界市场以后，已经失去了对市场效能的判断工具——价格信号。一个在南非种植棉花的农民，如何才能及时知道美国是不是向棉农提供了补贴，使他们的棉花以你无法企及的低价出售？中国需求量的增加会抵消俄罗斯需求量的暴跌么？
全球化市场已经成功地把种植的控制权从农民手里夺走，转而塞给了那些可以决定市场发展的人。更何况，农民常常没有其他东西可种。那里很适宜种植咖啡，但不适合种植其他任何作物。所以，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扩大规模，种植更多的咖啡，直到可以承担的极限。
于是，全球咖啡生产量增加了9亿千克。但是我们买到的咖啡便宜了么？没有。
既然咖啡种植者和消费者的数量过剩，加工者和出口商数量也很多，为什么价格该是居高不下呢？
因为分销者很少。
你什么时候见过国际食物配送市场上有一家夫妻店？长途运输、加工、装车这些工序需要大量的资本，国际贸易从来都是资本家的游戏。而且企业规模越大，物流业务越多，业务成本就越小，这就是规模经济。小企业也许有过，但很快就会被兼并。
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买主和卖主。这些处在种植者和销售者之间的“瓶颈”部位的极少数企业，拥有控制种植者和消费者的双重权力，而他们使用这种权利的方式是，控制行业规模，让自己的规模最大。
当一个企业的规模大到可以影响整个行业的时候，它就没必要遵守什么规则了。政府会主动为它提供帮助——以满足国家利益的名义。比如贸易协定就是帮助企业通过食物体系漏斗的一个途径，比如公共资金出口信托商或世界银行会主动承担它的海外投资风险，或要求某国政府承担风险，比如投资国会对拒绝接受某个产品的国家施加外交压力。
而处于这个食物权力系统底层的农民和消费者呢？
在中国，很多农村青壮年都选择背井离乡，去大城市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他们的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于这个群体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农民工”。只是城市里的工作机会有时候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被找到，或者有些人根本离不开家乡。1996—2000年间，中国882例自杀抽样调查中，工薪族和学生占自杀者总人数的16.9%，家庭主妇、退休者和失业者占四分之一，而农村劳动力占一半以上。另外，中国农村人口自杀率是城市人口的2至5倍，女性的自杀率略高于男性。
2003年9月10日，韩国农民李耿海在WTO部长级会议会场外自杀抗议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容忍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生活，农民们一直在为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从印度卡纳塔克邦农民协会到法国农民联盟，从莫桑比克农民工会到韩国妇女农民协会，这些大大小小的组织组成了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混合体——“农民之路”，这也是世界最大独立社会运动组织。
和农民相比，消费者对于食物问题的反应要晚得多，但好歹已经开始注意了。乍一看，消费者在食物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似乎比农民要高一些，毕竟他们可以通过改变消费选择而影响某地的市场。但是，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中任选一个——这能叫选择么？
一个英国孩子可以有多种谷类早餐供其选择，每种都是特别为儿童设计的。在这么多种早餐中，有88%的食品属于高糖食物，13%属于高盐食物，10%属于高脂肪食物，有一些早餐的含糖量和糖果一样高，另一些糖分甚至超过了50%。更重要的是，你在成分清单上并不能意识到这些信息，食品公司设计了23个名字来避免营养成分清单里出现“糖分”这个词。然后你再来看这个事实：在英国2到15岁的儿童中，患有肥胖症和饥饿症的约占三分之一。
所以，消费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每天所吃的食物是怎么生产的，哪里生产的，以及，为什么能吃到。不信的话，可以试着问问自己或者父母，你们得到的答案有多大的概率是这样的：农夫把种子种进地里，浇水施肥，然后等太阳出来，庄稼就会长得又大又好。没错，这确实是粮食种植过程，但是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吃到了么？
当无知引起了不信任，就会导致恐慌。就像许多人自从2008年之后再也不信任国产奶粉了一样，虽然过去了十年，但是有多少家庭还在选择昂贵的进口奶粉？恐怕不少吧。
2009年1月22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三鹿系列刑事案件，患儿家属代表在法院数百米外举牌。
我们想不想知道这个过程呢？我们从没像今天那么想过。我们能够知道这个过程么？很难。我们能够改变今天这样担惊受怕的现状么？不可能——作者说，除非我们团结起来，以强硬的态度反抗现有的食品体系。
当然，这样的反抗必然是漫长而艰难的。但至少，我们现在开始知道问哪些问题了，不仅要问食物从哪里来，还有在整个食物体系中我们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反问我们得到想要获得的食物能力，以及相关的背景问题。正如“人民杂货店与无地者运动”的宣言：对付野蛮用教育，对付个人主义用团结。
最后，“我们该再次组织起来，施行教育，改变口味，收回主权和打造一个新体系了。”拉吉·帕特尔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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