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课堂好生态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和犯罪特点司法数据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7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连续9年持续下降，但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率达到82.06%。

相较于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一般而言，成年人犯罪受社会和个人因素影响较大。但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影响因素是家庭和学校的规制能力，尤其家庭是关键因素。

该报告的另一组数据可能更值得关注，即2016年和2017年两年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来自流动家庭、离异家庭、留守家庭、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的未成年人排名前五。这说明，家庭的完整性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制能力至关重要。

当前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家庭普遍以“半工半耕”形态存在，流动和留守家庭占相当大比重。很多父母之所以进城，直接动力是为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发展中的农民家庭承担着买房、教育、医疗、结婚、养老等多重功能，但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旦子女学习成绩不好，一些父母出于理性选择会调整家庭目标，将教育投入转移到攒钱买房、结婚等上面去。而父母的子女教育动力下降，未成年人所受规制就比较减少，出现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但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家庭教育问题，而是探讨教师何以帮助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

学生存在严重问题时，建立一个安全、有序和人性化的课堂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我们可能无法改变学生与其家庭的关系，但是可以尽力建立起积极的师生关系；我们也许不能控制学生不稳定的、混乱的家庭生活，但是能给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作决定并控制自己在校的时间；我们也许不能对充斥在他们生活周围的负面事实做些什么，但是能够建立起鼓励合作和有凝聚力的课堂环境。

在课堂里，一些学生处于危险之中——学习成绩差、心理和情绪混乱等。他们来上学时，他们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教师作为处于青少年文化中的成年人，需要对典型的青少年行为形成很好的概念。这就能够使我们觉察到学生的行为的反常和变化，这可能正是问题出现的标志。

我们经常以学生的个人品性来解释他的不好表现（例如，“他既无礼又刻薄，因为他来自离异家庭”）。这样的解释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无法帮助我们找到合适的改善方法。因为我们不能改变学生的家庭环境或者基本的性格。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采取生态系统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有问题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人际交往的一种稳定的的模式。换言之，整个教室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其他人，并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改变生态系统而影响那些有问题的行为。当你想要事情改变的时候，你必须要改变一些事情。

孩子不成器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永远的，那些孩子之所以有着这样或那样根深蒂固的毛病和问题，只是教师和家长和学生自己头脑中的既定认识，让他们放弃了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我们极力去做到使孩子集体中充满一种幸福、欢乐、和谐气氛”。于是苏霍姆林斯基总是给孩子们营造快乐的机会，“当学年快要结束时，我跟孩子们去远足旅行，到田野去，到森林里去，河岸上去……对我来说，跟孩子到南方的灿烂的星光下过夜，煮粥吃，讲述神话故事，确是一种幸福……”

学生的成长，有两点极其重要：亲身体验性和群体交往性。（18.6.4《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