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教授在本次关于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讲座的过程中，主要论述了福柯笔下的三种权力观（君主权力、规训权力、生命权力），而着重谈及了肇始于18世纪的新型权力——生命权力（biopower），以及生命政治视域下的死亡现象问题。此外，也简述了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对牲人（Homo Sacer）概念的理解，以及另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著名政治理论家罗伯特·埃斯泼西托（Roberto Esposito）有关“免疫”（Immunity）问题的探讨。
讲座开始，汪民安教授说道，众所周知，福柯是一位权力理论家；但是，福柯并不是对于某种单一权力观进行阐释，而是对于权力集合进行解读。从隐藏在福柯著作中有关权力的话题里，我们至少可以勾勒出三种权力理念：
其一，君主权力，这是一种在15、16世纪时期欧洲君主专制国家最为普遍、最为显赫的权力。王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君主可以随意行使其权力来维护自身的统治权威，而残酷镇压、肆意杀人便是这种权力的鲜明体现。君主权力也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权力幽灵，飘荡在欧洲国家的上空，统摄着一切。
其二， 17、18世纪之时，现代欧洲国家出现的异于君主权力的规训权力。规训权力，不再是运用杀人、酷刑、流血等恐怖手段来彰显其统治权威，而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健全各种体制化的规训机构，如学校、军队、工厂、医院等，构成强劲有力的统治布局。此刻，权力不再集中在单一的君主手中，而是分散到社会的各领域，换言之，每一种机构内部都有其完整而又严密的监管机制。这种在体制内创生的权力，是要通过在形形色色组织机构中的各种规则、标准、制度等手段，对个体实行严格训练与矫正，从而使每一个体成为驯服的肉体。
其三，18世纪中期开始日益显现的新型权力模式，即生命权力。生命权力在当时社会政治语境中的凸现，与启蒙运动、人道主义思想、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生命权力的政治统治形式把拯救人民的生命、让人民安居乐业、同时积极地控制疾病与灾难放在了首位，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生活的更健康、更美好。而这种所谓幸福生活的获取，建立在整个人口的综合治理上，是要从总体平衡的角度来统计与估量人口状况。但是，从表面上来看，权力在积极地为整个人口的生命而服务，其实质却是让其生命完全地展现在权力面前，生命被权力所无情地渗透，在政治层面上大规模的统摄生命，生命被完全地纳入到了政治领域之中，政治本身在全面地干预、控制、监管生命，政治也就转变成了生命政治。简言之，政治反映人的生物性，人的生物性通过政治性反映出来。
汪民安教授认为，福柯所构建的生命政治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宣称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有着一种深刻的颠倒关系。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人不同于动物，人能够思维，有理性，因此可以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正是由于人的本性以及对城邦的不可摆脱性，从而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这正是政治的中介作用产生的结果，使人不能逃离城邦生活，不可避免地加入到政治生活之中，此时，人也就摆脱了动物性而成为了人。而从福柯的生命政治意义上来说，人不是主动而又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之中，而是政治开始积极地向人的生物性生命靠拢，从而介入到生命本身，生命成为权力、知识捕获的直接对象，遭遇到政治的严密管制。在这种视角下，人从而有可能成为一种没有任何保护的生命，有着沦为纯粹动物性生命的危险。而这一点又启发了阿甘本，其对赤裸生命的描述就是典型的表现。
汪民安教授接着谈及了生命政治视角下的三种死亡现象——死刑、战争、大屠杀。
在君主制的政体之中，死刑的执行是公开的、血腥的，这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向民众展现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而在生命政治中，死亡的产生更多地是为了保护他人的生命，不是出于报复，而是为了防止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就战争而言，此前的战争绝大多数是以保卫君主、维护领土的名义而进行的，而生命政治的逻辑是保护本国国民的安全，消除任何可能的威胁，因此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最后，在国家内部所出现的大屠杀，即希特勒时期的种族灭绝政策，汪民安教授认为，福柯解释了希特勒为什么要疯狂地屠杀犹太人，而没有言说怎样执行，这在阿甘本那里得到了详细地阐发，阿甘本由此展开了对“牲人”（Homo Sacer）概念的构建。“牲人”，可以被随意杀死，而无需接受任何惩罚，也不能被用作祭祀，不受到任何法律、政治的保护，“它”既被排除在人法之外，也被排除在神法之外，沦为赤裸生命。而犹太人就是在希特勒的相关举措之下，慢慢地沦为了“牲人”般的纯粹的赤裸生命。
埃斯泼西托在关于生命政治的话题下，论述了“免疫”的概念，他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而这个政治共同体类似于人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会生病，会遭遇病毒的侵袭，而为了免于这种灾难，我们会给自己的身体事先注入抵御病毒的疫苗。因此，一个国家要稳定、健康的发展也需要为自己创建更多的免疫机制，来抵抗可能出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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