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詹姆士说，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固有的形态，但却是习惯的集合体。有现实生习惯，情感生活的习惯，还有思维的习惯。这些习惯系统化的构成了我们的喜怒哀乐，让我们走向自己的命运。不管最终命运如何，我们都无法抗拒。
01 告别理想化形象，做真实的自己
理想化形象是个体追求的不切实际的形象。弗洛伊德认为，个体以此来对抗自我理想的管制。参见“自我理想”。霍妮人格理论术语。一种潜意识的神经质倾向。指神经症患者为逃避内心冲突而把自己塑造成尽善尽美的形象。其发展会导致不健康的理想化自我。
理想化形象固然是患者创造出来以应对基本冲突的，可实际上它的害处要远远大于它所能带来的好处，因为它在患者的人格中造成了新的裂隙，其危险性更胜从前。简而言之，当一个人无法容忍自己的真实形象时，他才会创造一个理想化形象。理想化形象的出现，貌似可以补偿他对真实形象的不满，可最终的结果却是，他会变得更加无法容忍真实的自我，更加蔑视自己，不满自己，因为他把自己过分拔高了，而使得他根本无法达到心目中的自己，因此会越发苦恼。他在理想化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痛苦挣扎，在自我欣赏和自我歧视之间左右徘徊，迷茫困惑的他找不到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新的冲突也就此产生。一方面，他在两个相悖的倾向上同时做着努力，而且是强迫性的；另一方面，他内心的失衡让他固执己见，而这种固执己见令他所做出的反应，和一个人对政治独裁的反应别无二致。他时而在内心里认同这种独裁，即是说，觉得自己就表现为内心所告诉他的那样完美无缺；时而，他又会歇斯底里地要求自己向着那个标准努力；时而，他又会对抗这种内心的强迫，拒绝承担内心强加于他的任务。
真实的自信和自豪如何被理想化形象取而代之，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实际上理想化形象还有另一种取代作用。神经症患者的理想是自相矛盾的，并且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所以这些理想对患者没有丝毫约束作用和指引作用。患者之所以还能拥有一定的生活目标，正是因为自己创造的虚幻追求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某种实在意义。所以，当他的理想化形象被一步步粉碎时，他会有种无比巨大的危机感。
02 不断建立属于自己的习惯点
测试各种假设，确定是哪种渴求在驱动你的惯常行为，区隔出实际渴求的对象后改变惯常行为，这是重塑习惯的基本要素。 --《习惯的力量》，下面是详细的解释。
2.1习惯被储存在哪里？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很懒的，它能不工作就不工作，能不思考就不思考。行为经济学创始人丹尼尔·卡尼曼教授认为，我们大脑的工作机理分为两种，快思考和慢思考：快思考是一种无意识的，几乎不费力气，例如回答1+1=？；而慢思考则需要耗费脑力，需要集中精力，例如计算28*53=？。显然，生活中大多数事物我们仅通过快思考就能搞定，如若搞不定时慢思考再出来帮忙救驾。想想也是如此，如果什么事都由慢思考来参与计算，我们早就被累死了，甚至每次走路时，你都不知道该先迈哪条腿。
《习惯的力量》一书也指出，现代神经学家发现，在大脑深处、靠近脑干，也就是脊柱和大脑结合的位置，有一个古老又原始的组织，叫做基底核。它控制着我们的自动行为，比如呼吸和吞咽；另外，它还存储着我们后天形成的各种行为习惯。
一旦发现我们的某项活动是种习惯时，大脑便交由基底核处理，以便腾出来去应付其他的“非习惯”或叫“异常”行为。而基底核则去套用已经储存好的解决模式，让我们处理起来不费吹灰之力，这也就是丹尼尔·卡尼曼所说的快思考和懒惰的大脑。这种分工在人类进化史上非常有道理，当原始人突然碰到猛兽时，如果他还纠结于逃跑先迈哪条腿，早就完蛋了。
当习惯被储存到基底核后，就是在它的作用下，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运作。
2.2 习惯回路
具体说来，习惯是如何工作的。该书认为，存在一种习惯回路。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我们会收到一个暗示或是信号；然后，在这个暗示的指示下，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执行惯常行为；最后，行为结束，我们得到应有的奖励，同时该奖励会加强起初的暗示。除这三部分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大脑的某种渴求在驱动习惯回路的循环运作。
我们早上起床之后，为什么要去刷牙，要知道，在100年前，人们还根本没有刷牙的习惯。这个全人类的习惯完全是被牙膏生产商带起来的。他们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渴求——在清新的早晨，你是否希望有一副清新的口腔——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是。然后，我们收到暗示——早上起来，一嘴难受的味道；于是，我们走进盥洗室，刷牙洗漱（惯常行为）；随后我们走出来，口腔清新，神清气爽（奖励），同时加强暗示——越发不能忍受刚起床时的口腔。从那时起，无论哪个品牌的牙膏，全都添加了能让牙齿感到凉丝丝刺激的物质。
我们开会时，或者需要集中精神做某件事时，为什么总要开小差，例如手机响了，即使知道九成是垃圾短信，为什么还要打开看一看。这也是习惯。集中精神是一件耗费脑力的事，一般情况下（心流除外），大脑不想这样做，它有一种要放松、得到缓解的渴求。短信响了，暗示来了；手不由自主的抓向手机，惯常行为；呵呵，能够看一眼垃圾短信，放松一下，给自己的奖励，呆会手机响了还要看，加强暗示。
2.3习惯不能被消除，只能被替代
这听起来有点沮丧，但事实就是如此。当一个习惯形成后，它会存储在大脑的基底核中，永远无法消除，一旦相同的渴望和暗示出现，就极有可能引发惯常行为。 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控制，用另一种行为去代替惯常行为。很多深陷各种坏习惯不能自拔的人都用这种方式获得了改变。
首先你需要找到自己的习惯回路，弄明白是什么样的渴求在驱动自己，这种恶习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奖励。然后，去找到可以替代的行为，重新编排自己的大脑。例如，很多酗酒者只是想在酒精的帮助下获得宽慰，一旦他们出现失落、焦虑等情绪便会不由自出的拿起酒杯，不醉不归。但是，获得宽慰的方法有很多，书中列举了一个匿名戒酒互助社的案例，一旦社员酒瘾复发，他们便会去和咨询师进行交谈，或者参加团体聚会，也就是说，他们用这种社交的方式替代了举杯狂饮。
当然，对替代行为的选择需要刻意为之。一般情况下，我们能够自我把控，但当遭受巨大压力时，我们很容易被击垮，沉沦下去，坏习惯自动复发，前功尽弃。因此，改变坏习惯还需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信仰，即相信自己能够改变。而找到习惯回路，选择替代行为只是方法。
为什么宗教都能够塑造人的行为，让人养成特定的习惯，是因为有信仰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坏习惯其实也是改变自己的一种信念，相信自己，事情会得到好转。作者提供了一个方法，即借助团队的力量去坚定信念，哪怕团队只有两个人，但在互帮互助中更容易获得自信。团队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提供1+1>2的力量。
书中的戒酒互助社就是如此，团体本身通过社交提供了一种获取宽慰的替代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为社员们建立了信仰，坚定了戒酒的信念。
2.4 改变核心习惯，改变人生
习惯具备“蝴蝶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社交，各方面都处理的井井有条；而那些失败者则整日萧条困顿，所有事都糟糕透顶，没有一件能提得起来。
丽莎是一位34岁的女士，曾经肥胖、拮据、没有固定工作，生活样样不如意，而且还有烟瘾。她的内心满是抑郁、焦躁与无助。她决定做出彻底的改变，但是如何改变，从何处着手？最初，她只改变了一个习惯，用每天跑步代替吸烟。意想不到的是，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随之受到影响甚至改变。她的作息习惯、饮食习惯、睡眠习惯、工作习惯、储蓄习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连串的改变就此发生。
威廉·詹姆斯（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在1892年曾这样写道：“所有人的生活都有其明确的形态，但其实都是由各种各样的习惯构成的。”
而且，这些习惯之间都是存在关联的。改变某一个习惯，就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
这种关键的习惯也被称为核心习惯。有时我们认为改变太难，望而却步，即使想做出改变，又不知从何着手？其实没么难，习惯既坚强，又脆弱，它既支配我们的日常生活，又很容易被改变——只要从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做起，踏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会接踵而来。
个人是如此，企业也是如此。书中列举了美国铝业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扭亏为盈的例子，它之所以成功只是做出了一项生产安全的转变，新任总裁保罗·奥尼尔将目光聚焦在安全生产方面，工伤率大大降低后，随之带来的是设备的更新、质量的提升、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企业文化的重塑。这是一个核心习惯导致企业彻头彻尾变革的好案例。
同样，社会行为也会受到习惯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社群就是成千上万有着各种习惯的人的巨大集合，人群受到不同影响，会导致暴力或和平的不同结果。几年前，巴格达的暴力活动都遵循着一定的模式：暴动发生前，人们开始聚集在广场或开阔地上，几个小时后，人群越来越庞大，接着会有人兜售食品，还会有很多人围观，然后有人丢了一块石头或者一个玻璃瓶，事情就此变得不可收拾。某天，同样的暴乱发生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唯一的不同是，广场上卖各种小吃的摊子一个不见了。结果，这场暴动“不欢而散”。当局只是做出了一点小改变——禁止卖食物的小贩进入广场——就阻止了一次社会行为的发生。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习惯的力量。
总之，习惯，这个普通的，似乎我们都理解的词汇，经过现代科学（脑神经学、记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等）的解释，竟是那样的不简单。这本书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习惯，甚至，它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看待个人、组织与社会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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