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亨福
2020年7月7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
今年的高考人数突破了1000万，达到了1071万。媒体形容“这届考生注定要见证历史。”尤其是在2020年疫情影响下的高考，注定是不同凡响和意义非凡的。
在媒体渲染高考的同时，一个不能忽视和无法回避的群体依然被忽略甚至被排斥在主流高考之外。
他们就是已到适龄年龄的自闭症少年，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所背负的融合教育和融入社会的使命。
据2016年12月发布的《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Ⅱ》中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自闭症人数超过1000万，并以每年十几万的速度递增，其中14岁以上人群约为800万。
依据2016年统计数据，暂且不考虑与日俱增的自闭症群体和因为种种原因尚未统计在内的成年自闭症人士，已经达到18岁，即可以有资格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自闭症人士已经至少达到了800万。
而这800万有资格面临高考的自闭症人士又在干什么呢？他们所面临的现实窘境又是如何呢？
据中国青年报于2017年6月5日报道的《患孤独症少年高考失败 79分“孤独考生” 从头再来》中的少年，已经过去3年了。
那个曾经面对国内大学首次招收轻度精神障碍学生，自幼患有倒退型孤独症的坤坤以高考79分的成绩宣告失败。
14年来，坤坤一直比别的孩子活得更用力。但是，这种用力压垮的似乎只有他和他的家庭。
不愿认命的妈妈拖着拽着，一路将儿子从青岛自闭症特教幼儿园，送进普通小学、初中，再辗转至特殊教育学校读高中。2017年，幸运的大门向他敞开，国内头一次有大学招收轻度精神障碍的学生了。
命运似乎给坤坤打开了一扇门，可是，妈妈说，“坤坤学习能力很好，但接受系统的康复训练有点迟了。”
于是，在历经高考之后，坤坤以79分的总成绩宣告这扇门最终还是关上了。
作为母亲，仇德峰希望能扶着他，走得更远一些。
这本身没有错，正如众多自闭症患儿父母所期望的一样——不敢老，不敢死，是很多自闭症家长埋在心里的忧患。
坤坤和妈妈都努力了，但是这种努力在普通人似乎费点力气就可以达到的相比之下，自闭症少年的高考简直无异于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难。
坤坤在机遇和失败面前走了一个回合，然后又被打回了原形。
当然，“明年想要再高考一次”的勇气和愿望，如今已经过去3年了，再也没有听到和看到关于他们的声音和身影。
无独有偶，失败的背后也有值得自闭症圈内欣慰的消息——
《自闭症少年小范考入大学,离别的感动让爸爸泪如雨下》。
2017年高考，来自西安的自闭症少年“小范”范李宇轩以19岁的年龄和普通考生的身份考了478分，超过一本线，顺利被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录取。
当今年的高考季来临之际，腾讯新闻也再度关注和采访了这位当年的高考“奇才”范李宇轩。
如果不是疫情，这个时候，他会像所有普通大学生一样，穿梭在鲜活热闹的校园里，按时上下课、去图书馆借书，或找个空教室自习。
毕业后，范李宇轩想去当特殊教育老师——他正在为今年的教资考试做准备。当初这个专业是父子俩一起选的，宇轩很喜欢，一路走来，爸爸极大地激发了他的能力，每到一个学校，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学业帮助也很大，他坚定地相信，别的自闭症孩子也像他一样，需要被看见被认可，能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他受惠于教育，也祈愿通过“教书育人”去滋养更多孤独的自闭症孩子。
一路陪伴的爸爸范平均的考虑则更加实际，不管是学校环境、学习内容还是就业前景，对本身就是自闭症的宇轩来说都是友好的，并且能很快得心应手的。
范平均对儿子的未来依然没有太多干涉，“在他上学期间，我对他的学习就没有过预期和规划，未来也没有想过他的生活，顺其自然最好。我只希望他生活过得快乐。”
“让自闭症儿子过得快乐”，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难上加难。
当初，有多少人怀疑他们，如今就有多少人依然在质疑他们——一个自闭症少年学了特殊教育再去教自闭症儿童，能有多大作用？
这一切留给时间去检验吧。
现实面前，却是一个接一个自闭症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毕业后去干吗？这事儿要比他去哪里上学更难。没有地方愿意要一个自闭症青年，哪怕是体力活，人家根本不敢接收他。”
这是新京报于2019年1月29日报道的《三个自闭症青年的艰难入世路》中自闭症青年的父母的担忧。
新闻中的自闭症青年宇航早餐后来到车间分拣磁芯配件。若不是有访客来打招呼或者有领导来交代工作，他一上午都不说一句话，和同事鲜有交流，这样工作一个月，可以拿到三千元左右的工资。
当初，宇航在普通学校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2014年从大连一家职业技术中专毕业后，父亲韩玉宝在当地帮他找了4年工作，都没有成功。
“毕业后去干吗，这事儿要比他去哪里上学更难。没有地方愿意要一个自闭症青年，哪怕是体力活，人家根本不敢接收他。”韩玉宝表示，家里人也不敢贸然将宇航一个人“扔”到社会上，“怕他吃亏”。
同样地，诸如“一个自闭症青年的坎坷就业路”等标题的新闻也不止一次地刺痛着自闭症家庭的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哪怕，他们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学的计算机专业，但就是找不到工作。
在《三个自闭症青年的艰难入世路》一文中报道的还有一名在北京朝阳区万东科技文创园一家公司内担任视频剪辑工作的羽飞，是为数不多的取得大专文凭的自闭症患者，即便这样，求职还是四处碰壁。他的父亲曾求助身边朋友，希望给儿子找点事干，“哪怕去收发快递也可以”。
即便如此，幸运如宇航能够找到分拣制作好的磁芯配件的工作，已经是19岁的轻度自闭症患者宇航不幸中的万幸的工作了。
2016年出版的《中国孤独症家庭需求蓝皮书》显示，中国成年自闭症人士的就业率不到10%。
而且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如之前报道的如“喜憨儿”一样的由能够深切体会自闭症家庭困难的好心人创办的带有公益性质洗车行等简单重复的工作。
但是，很不幸，“喜憨儿”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了。
回到开篇的提问：假如自闭症少年考入大学，他们最渴望做什么？他们能成为有用之才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对于自闭症少年和他们的父母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和资格，哪怕如我们接触过的很多成年自闭症人士父母所言，“哪怕工作单位不给开工资，甚至我们倒贴钱，也几乎没有公司愿意收留这样的自闭症人士。”
原因无非是：他们觉得自闭症人士有暴力倾向、无法安静地工作，不听指令，没有团队意识，不知道配合，企业不是公益组织，不会收留吃干饭的人，就算倒贴钱，还不如找一个能干活但工资少的人。
一方面是大众对于真正自闭症的知识很少或只是通过影视剧美化后的片面认知，让他们对自闭症的认知停留在要么是傻子，要么是神童。
是傻子，当然谁都不愿意待见和收留；是神童，又怎么会屈尊在企业打工？
媒体和部分人士对于自闭症患者的偏见和贴标签，将自闭症患者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对立面，甚至视其为洪水猛兽，躲避唯恐不及，又怎么会主动招来呢？！
政策的保障往往也形同虚设，因为融合教育喊了多年，可是融合教育的实施依然在普通学校的种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阻力中一次次被打回原形。
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院长许家成多年前就不主张将残疾人划分出正常人群。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由“隔离”转变为开放、融合的状态，在中国有文化根基，符合传统观念，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而对于自闭症青年的支持性就业中，有专业人士指出，强调个性化订制，每个人情况都不同，要抓住他们的特点和特长找合适的岗位。
相较于在办公室，曲卓觉得工厂的流水线工作或是服务制造业的工作更适合他们，一些重复性高、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甚至有些枯燥的工作岗位往往人员流动性大，老板棘手，而这岗位恰恰是他们需要的。
这的确是一种尝试。
然而，尝试的试错机会却显得很是渺茫。
对于绝大大多数自闭症群体来说，连最起码的普通小学都无法进入实现真正的随班就读和融合教育，又岂敢奢望通过高考的独木桥实现上大学的梦想，最终融入社会，被社会接纳，从而在他们父母老去后，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呢？！
随之产生的连锁反应就不再一一赘述。
2020年的高考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见证和高考者的分水岭。
可是这种分水岭，依然无法分到自闭症等特殊群体。
人们都说，“高考是最公平的能够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够实现价值的途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高考实现阶层跨越。
诚然，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的确能够实现“鲤鱼跃龙门”，可是，自闭症群体就不是普通人吗？他们实现最简单的被接纳和被融合又该跃哪个龙门呢？
这是超过一千万中国自闭症家庭的最大梦想，他们不奢望孩子成龙成凤，只是希望哪怕做一只小小的麻雀，只要能够在五彩斑斓的社会生存下来就很满足了，这种奢望还需要多久呢？
目前全世界没有可以治愈自闭症的方法，但医学界普遍认为，早介入、早干预，是自闭症患者减轻症状，接近康复的最好途径。
早介入、早干预，当然容易，可是介入和干预之后呢？生活还要继续。这种生活的负担也不应该全部压到自闭症家庭独自承担，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也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初心。
原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教授许家成表示，来自于非正式的、民间的自然支持对于残疾人来说非常重要，普通社区居民，在校学生，企业职工，都是可以被调动来参与支持残疾人的社会融入。许家成认为，此举尤其对学生来说很有必要，是难得的教育课，有助于推动社会新残疾人观的良性循环。
良性循环，需要教育作为起点和支撑，自闭症少年的高考不是目的，但是，教育的融合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注：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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