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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给父亲写一篇文章

我想给父亲写一篇文章

作者: 老马识途_72fe | 来源:发表于2017-05-29 18:53 被阅读0次
    1994年春节在老家为父亲拍摄

                                          (一)

            我想给父亲写一篇文章,一篇纪念他的文章。

            2003年6月19日,在那个非典型性肺炎肆虐中华大地的日子里,典型的肺癌夺走了父亲的生命,父亲生命旅程永远定格在65岁。当时,我在塞北某军校任教,塞北是非典的重灾区,为遏制非典势头,当地驻军原地封闭,禁止流动。因此,父亲去世前,我未能见他最后一面。

            参加工作后,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把父母接到我身边住一阵,再陪他们去北京瞻仰一下天安门广场和毛主席纪念堂,这也是父亲这位老党员的一个心愿。可当我终于结婚成家,分了一套二居室的公寓,具备了接父母来住的条件时,父亲却走了,永远走了,没有留给我一个照顾他、孝敬他的机会。

          子欲孝而亲不待,这大概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吧,因为这种遗憾没有办法弥补!

            大概是2008年6月,郑州晚报刊载了一名警察纪念父亲去世五周年的文章。巧合的是,文章的作者和我同名同姓,而且他的父亲也是在非典期间去世,他因为执行非典的隔离任务,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相同的姓名,相似的经历,突然给我一丝触动,给父亲写一篇纪念文章,或许可以略微弥补一下我内心的愧疚。之后,我几次提笔,但都因没有思路,加之工作繁忙,文字水平有限,终未成文。

            前不久,有幸拜读了任正非先生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任总以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写出了伟大的父爱和母爱,文笔朴实,感人至深。

            我想,有任总的文章作为范文,可以动笔了。

                                          (二)

            父亲一生坎坷,6岁丧父,坚强的奶奶终生未改嫁,艰难地拉扯着三个孩子生活。作为长子,父亲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父亲8岁上学,13岁辍学回家下地干活,因为干活卖力、为人正直、能打会算,14岁就担任生产联队保管,16岁入党。24岁时,我们村成为独立的生产队,父亲担任了第一任生产队长,在这个位置上,父亲干了将近二十年。

            在大集体时期,生产队长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长,要带领全队劳动力下地干活、记工分,还要管全村柴米油盐等所有财物的分配,报酬仅仅是一年几百个工分。当生产队长是父亲的骄傲,讲起这段往事,他的情绪会有些激动,这是他一生最好的年华,他努力了、奋斗了、付出了,也收获了乡亲们的认可。

            父亲当上生产队长之后,想了很多办法,提升队里的粮食产量,振兴集体经济。我们村耕地是“黄胶泥”土质,这种土质在干旱时板结成一块,硬度很大,难以耕作;下雨时非常泥泞,粘度很大,走上几步,脚上就会粘上一个大大的泥包,难以甩掉,非常不便。乡亲们世世代代被这种土质所累,吃了不少苦头。父亲上任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改善耕地的土质,他组织村民在冬季农闲时,翻越一个高高的山岗,到三公里外的小河里拉来河沙,撒到地里,改善土壤结构。几年的坚持,人力加畜力,终于使我们村二百多亩土地的土质得到很大改善,方便了村民耕作。乡亲们用一句朴实的话总结这种生产经验:“黄土遇见沙,就像小孩遇到妈!”“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在缺少化肥的年代,为了增加土地的肥力,父亲主动和大队的学校(胡刘学校,也是我的母校)协商,承包了学校厕所的大粪,条件是生产队负责学校厕所的维修,这一承包就是十多年,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刚开始,乡亲们用传统的方法从学校挑粪,三里的乡间小道,开口的粪桶,挑到地里时,一桶粪溅洒得只剩下半桶,费时费力,效率很低。后来父亲组织队委会(一般由队长、会计、民兵排长三人组成)研究对策,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先从学校操场前面的小河里拉上沙土,堆放在操场旁边不碍事的地方,然后再浇上大粪,混合发酵。这样,液态的大粪变成了固态的土粪,不但方便运输,而且发酵后肥力增加,提高了产量,还因含有大量河沙改良了土壤,方便了耕作。

            大约是在1965年,为了增加队里的集体经济收入,父亲决定引入经济作物,组织人骑车到100多公里外的湖北省拖回来麦冬苗(麦冬是一种中药材,四季长青,也是一些公园的观赏植物),经过两年试种,终于成功,从此,村里每年有了一笔额外的经济收入。到68年,父亲又发现临近的邓县种植烤烟能增加收入,就主动找了一个村庄合作,大胆引进烟苗,开始试种烤烟,引进了第二种经济作物。烤烟需要用煤,计划经济时代,买煤需要指标,父亲多次找大队、公社领导协调,终于协调到一些用煤指标,但是要到湖北老河口去拉,牛车,一来回要四五天。父亲引进烤烟,不但开启了我们村种植烤烟的历史,也开了内乡县种植烤烟的先河,直到今天,烤烟仍然是内乡县的一项重要的农业经济收入。

            种植经济作物,增加了生产队的收入,队里有了钱,可以购买更多的先进生产设备,集体经济进入一种良性循环。1971年,我们村率先引进高压电,开启了用电的历史,邻近的很多村庄,直到80年代后期才用上电,晚了十多年。父亲还为村里购买了钢丝面机、电动磨面机(一种电动的石磨),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们都到我们村里磨面,既方便了乡亲们的生活,又增加了队里的收入,结束了乡亲们几千年来用人力畜力磨面的历史。后来,队里还陆续购置了更先进电动磨面机、打麦机(小麦的脱粒机)、“三便利”扩音设备;打了一眼机井,购置了离心式水泵,修建了水坝,使队里100多亩旱田变成了水浇地,结束了庄稼靠天收的历史。

            提起“三便利”,我的印象很深,它由室外高音喇叭、室内机和天线构成,室外高音喇叭一般架在一颗高高的树上。这种机器有三种功能,一是当收音机可以收听广播节目;二是可以当扩音器用;三是从室内机可监听到室外村民的大声喊话,如谁家吵架了,谁妈喊他回去吃饭了,正因为这三种功能,外号叫“三便利”。当时的“三便利”一般只作为生产大队的办公设备,我们生产队由于经济实力强,也破格购买了一台。由于生产队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所以这么个先进机器就安放在我家里,平时父亲用它通知村民上地干活、集中开会或是播放新闻。到了农闲季节,村里的业余剧团就聚到我家里,拉起二胡,唱起豫剧,通过高音喇叭,播放到全村,村民这时就会端着饭碗、或者拿着针线活,走到室外,三五成群地听起了免费的大戏;有时还能引得邻村的乡亲们也来旁听,这也是那个年代村民们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

            父亲很注重营造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好风气,这种风气一直保持和延续着。在我们村,无论谁家有盖房起屋、婚丧嫁娶的事情,不用主人去请,邻里都是主动去帮忙,不收任何报酬,主人家最多是管一顿饭。我记忆最深和参与最多的活动就是卸砖了。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提高了,红砖取代土坯成为主要建筑材料。每当装满红砖的拖拉机进了村,无论早晚,司机只要按一下汽笛,周围的邻居都会放下手头的活计,放下手中的饭碗,三三两两过去帮忙,卸的卸,码的码,一车砖十多分钟就搞定了。这种淳朴互助的民风,邻村人既好奇又羡慕。

            父亲任队长期间,队里的各项成绩在公社里总是数一数二,父亲也经常作为基层干部的先进典型在大队和公社作报告,村民的生活水平远远领先于周围村庄,被羡慕地称为“小香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邻村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但我们村一直能保证最基本的食物保障,没有出现饿坏和出门讨饭的现象。文革期间,村里一些长辈,因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遭到批斗,父亲总是想尽办法化解矛盾,保护他们,使我们村在整个文革中没有出现过恶性事件。

            父亲任生产队长期间,队里的生产上去了,但是他的身体却垮下了,30多岁时就得了肺结核,历经好几年才算勉强治好;一次,队里的钢丝面机坏了,父亲连续几天忙于修理,结果机器修好了,他却中风了,面部瘫痪,后来中风虽然治好,但是却留下后遗症,嘴角却一直有一点点斜。

            父亲从保管、会计到队长,近三十年,一直管钱管物,但他一生清廉,公私分明,卸任时,我家仍然非常清贫,除了三间土房、三架木床、一张大方桌、一张小方桌、几把椅子、一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之外,几乎没有其它像样的家具。

            对于自己的队长工作经历,父亲曾对我们姐弟这样总结:想了、干了、拼了、值了。父亲任最基层的生产队长近二十年,成绩可圈可点,但最终职务没有一点提升。对此,父亲也给我说过一次:“我为人处事,刚有余,柔不足,若能刚柔相济,或许能更进一步,为乡亲们做更多的事。”

                                            (三)

            父亲的一生经历很多苦难,但他一直坚强、乐观!

            父亲的童年,跟着寡母带着一弟一妹度日,吃了很多苦头,受了很多白眼。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童年的贫苦不但没有打垮父亲,反而造就了父亲坚强乐观的性格,他13岁便独立养家,14岁担任干部,16岁入党。在父亲眼里,没有过不去的坎。

            为了早日治好肺结核,父亲想尽了各种办法。他经常到很远的小河里采集一种叫鱼腥草的草药,然后自己熬汤喝,效果居然比药店买的鱼腥草针剂还要好,还不用花钱;听说生吃蟾蜍有效,父亲没有犹豫,不顾蟾蜍浑身疙瘩,恐怖的长相,生吃了很多;肺结核病人需要长期打针,为了不麻烦村里的卫生员,父亲学会了给自己打针。很难想象,在家里没有镜子反照的情况下,父亲是怎么拿着注射器,朝着自己看不见的臀部扎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没有燃煤,柴火短缺。于是每年冬季农闲时,父亲都要组织一次去伏牛山深处打柴的活动。每次大概会有五六家参与,每家一个男人,一辆板车,带上被子、粮食和野炊用具,一个小型人力车队就出发了。从家到打柴的地方,单趟六七十公里,去时空车,需要走两天;打柴需要三天,每天约打15捆,一车要装四五十捆;回来重车,要走七八天,一来回共要十多天。进入马山口之后,就是盘山公路,遇到上坡,必须集中人力,五六人一起推一辆板车上去之后,再下来推另一辆。父亲说,上盘山公路,曲曲折折,走了一天,本以为走了很远,可到傍晚,站在高处往下一看,还能看到早上做饭留下的灶灰。高强度的劳动需要补充能量,但当时每顿只能喝一点野外煮出的稀汤寡水的玉米糁、吃一个玉米饼,嚼几片红薯干。寒冷的冬夜,每人一床棉被,露宿在板车下面,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那一段路,四年前我带全家去宝天曼旅游时驾车走过,当时路面已经硬化,铺上了沥青,但我仍然惊叹于那段盘山公路的惊险,不但坡陡弯急,而且很多路段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六七十公里,虽然路面很平,但我驾车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我从军后参加过几次徒步拉练,大多是每人一个背包和一支枪,充足的营养,完善的保障,一天下来,就腰酸背痛;现在想想,父亲他们每人一辆沉重的板车,蜿蜒的盘山公路,低劣的伙食,寒冷的冬夜,是怎么熬过来的?

            农闲时,父亲很爱下象棋,但又舍不得买。不过父亲很有办法,他找来一棵小树干,一把锯子,一把菜刀,手锯刀削,做出来三十多个棋子样的木块,用毛笔蘸上油漆,在上面写上“车、马、炮”等字样,晾干,就是棋子了;再找一个装化肥的蛇皮袋子,在上面画上棋盘,平时棋子就装在蛇皮袋子里。想下棋时,背上袋子,到约好的地方,把棋子往外一倒,蛇皮袋子往地上一摊,两人盘腿坐在地上,就开练了。受父亲的影响,我小时候经常背着那个全村独有的蛇皮袋子,到处找小伙伴下棋。父亲很爱动脑动手,大到架子车,小到我玩的弹弓,还有自动捉老鼠的笼子,都是自己动手制作,无师自通。因为要省钱,父亲做木工都是用家里的菜刀,不买斧子,为此不少受母亲的埋怨。

            小时候,每次过中秋节,父亲都要买一斤月饼。那时计划经济,1斤月饼四个,8毛8,无论价钱还是馅的内容都是多年不变。中秋节的晚上,父亲总是把奶奶请到我家,五个孩子加上父母,一共8人,饼少人多,为了不让大家互相谦让,父亲把四个月饼从中间切开,刚好8块,每人半个,要求大家都必须吃下。软软的月饼,冰糖、花生、果仁馅,味道比窝窝头好多了,年幼的我不懂斯文,三两口就吃完了,然后看着父亲,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每逢这时,父亲虽然心里难过,但总是笑着对我说:“等将来日子好过了,每年都买很多月饼,一摞一摞,把桌子摆满,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当时特信父亲的话,有时还会接上一句:“爹,我长大了,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挣好多好多钱,买好多好多月饼,让你们随便吃!”当时我傻傻的天真的样子经常把全家逗得大笑。

                                      (四)

            父亲一生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父亲自己上学时间不长,但学习成绩很好,读完高小后,又读了几个月初中,因自幼丧父,又是家中长子,只能放弃学业,下地种田养家。下学后,父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经常在煤油灯下读书,读完了四大名著和一些名人传记。

            我们姐弟五人,依次是大姐、二姐、三姐、哥哥和我,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听多了父亲讲的名人励志故事,都很爱读书,学习成绩都比较好,当时村里学校的老教师大都教过我们姐弟,也都认识父亲,提起我们,经常会说,贵戌家的孩子学习都好呀。

            父亲对我们姐弟非常严厉,小时候,我有点害怕父亲。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没有打过我,我做错事时,父亲总是一脸凝重,用严厉中带着期望的眼神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慌。我害怕这种眼神。

            小学四年级时,我把钢笔弄丢了。那时一支钢笔要八九毛钱,母亲攒十多个鸡蛋才能换来。没有钢笔是不行的,但由于害怕面对父亲,我憋了几天,终于做好了心理准备,给父亲坦白了。原本以为父亲要再用那种眼神看我,但意外的是,父亲听我说完之后,只是低头沉思片刻,什么也没有说,拔出他自己的钢笔递给我。那支钢笔跟随了父亲十多年,一直插在他上衣左上角的口袋里,他非常喜欢,我也很喜欢。接过的父亲的钢笔,我有些诧异,突然间觉得父亲不再可怕,继而有些激动,竟然跑到里屋找了一张纸,用那支钢笔写了一个决心书,大意是我从那天起要好好学习,报答父亲。写好后往父亲怀里一塞,扭头上学去了。纸条塞给父亲那一刻,我忍不住激动的心情,热泪盈眶。从那以后,我学习一下变得非常努力,接下来的期中考试,第一次考了全班第一名。从那后,在我家墙上,我的奖状越来越多。

            90年秋,我到县城读高中,吃住都在学校,每学期要七八十块的学费,作为农村学生,除了自带小麦之外,每月还要十几块的生活费。当时三个姐姐都已出嫁,哥哥也外出学手艺,家里只剩下父母种庄稼度日,年过半百的父亲还经常生病吃药,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便成了父母最大的负担。困难的家境未能阻挡父亲供我念书的决心,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娃,只要你能读进去,我就是扒房卖瓦、砸锅卖铁也要供你!”

            为了按时给我准备学费和生活费,父亲费尽了周折,经常找乡亲们借钱周转,但无论怎么困难,从不让我知道。一次,为了不让我为难,把家里的1.8斤芝麻种子拿到街上,卖了几块钱,结果我按时拿到了生活费,父亲却为种芝麻犯了难。那些年,有一种红薯代号叫“553”,虽然产量不高,但含糖量高,吃着很甜,一次偶然机会父亲听说这种红薯在县城好卖,于是每年都种一些“553红薯”。到了冬春季节,父亲每月都要去县城一次,骑着自行车,拖着两筐红薯,三十里,上坡下坡,时骑时推,两个小时,才能到县城菜市场。每次一百多斤红薯,一毛钱一斤,能卖上十几元钱。卖完红薯,父亲来到学校,交给我一卷皱巴巴的零钱,就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高二时,初冬的一天,寒流袭击,天气突然转冷,父亲担心我冷,第二天一大早就骑上自行车去县城为我送被子。那时,父亲正在承担村里派遣的修路任务,为了不耽误白天干活,起的特别早,结果在312国道遇到一辆大货车,黎明前的漆黑,大灯迎面一照,父亲什么也看不见了,一慌张连人带车倒在路边的小水沟里。当时天气已经很冷,父亲的棉衣被水浸湿,遇到寒风,结了冰,硬梆梆的。父亲没有顾及自己身上的寒冷,穿着结冰的棉衣又骑行七八公里到了我的学校,恰好学校旁边有一个烧粘土砖的窑厂,父亲蹲在窑门口,烤了很长时间,才算把棉衣烤干。上午第一节下课后,父亲把棉被给我,什么也没有说,就回去了。回去后父亲大病一场,高烧不止。为了让我安心读书,这一切都没有让我知道,直到寒假,我才从邻居口里听说。

            刚上高中时,由于我精神状态没有调整好,学习压力太大,得了神经衰弱,经常头痛失眠,学习成绩也开始下降。这下可急坏了父亲,到处给我寻找药方,还想法给我增加营养。后来我发现每天喝一杯开水冲鸡蛋,不但能有效缓解头痛,还能增强气力。父亲知道后,二话没说,就定下规矩,不管家里再苦,要保证我每天一颗鸡蛋。从此后,母亲就想方设法搜集鸡蛋,父亲送到学校,每天一颗,算着我快要吃完后,赶紧再送过来。现在想吃鸡蛋,不是什么难事,但在当时的农村,保证每天一颗鸡蛋,却很不容易。从那时直到高中毕业,我的鸡蛋从未中断。

            整个高中期间,父亲经常去学校看我,给我送鸡蛋、生活费、衣物和小麦,那段从家到县城的路,十五公里,好几个大坡,父亲走的次数比我还多。去的多了,老师和同学们便都认识了,每次父亲一到校园,总有热心的老师或同学到班里喊我:“海涛,你爹来了”。 每次从父亲手中接过钱、接过鸡蛋、接过衣服,看着父亲消瘦的身子,鬓角的白发,额头上的汗水,想着父亲的不易,我就有些激动,常常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不能愧对父亲。可以说,父亲每来看我一次,就是对我的一次激励。

            93年,我如愿考入军校,成为村里走出的第三位大学生。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父亲让母亲炒了几个小菜,把邻居家的一位哥哥(村里的第二位大学生,正上大三在家过暑假)请到我家吃饭。当时,父亲因胃病已经戒酒多年,但那天特别高兴,破戒喝了几杯白酒,酒后的父亲打开话匣子,和我俩一直聊到深夜。

                                              (五)

            父亲的后半生,经常生病、吃药。

            由于积劳成疾,肺结核、面部中风、胃溃疡、胃下垂等病魔不断地吞噬着父亲的健康。久病成医,父亲有病时,大多是自己开药方,经常让我上学时顺路买药,我清楚地记得几味治胃疼的药:四环素、胃蛋白、胃舒平、酵母片。父亲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很清楚,很早就对我说:“别看我的胃经常疼,但没有啥大事,最后要我命的,还会是肺。”

            父亲的预言很准。02年的暑假,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的痰中带血。原来自02年年初,父亲就发现自己吐血了,但瞒着母亲,自己悄悄买些药吃了。接到电话,我预感不妙,马上带着爱人,从塞外赶回老家。赶到家时,哥哥姐姐已经带着父亲在县城的几家医院作了检查,但是说法不一,还没有定论。

            为了确诊,我带着病历,陪着父亲到南阳市的几家大医院进行复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陪父亲看病,上汽车的时候,望着父亲瘦瘦的背影,半白的头发,我突然觉得父亲老了,不禁一阵心酸,流出泪来,担心父亲看到,赶紧转过头去。后面的行程,上下车和上下楼时,我都赶上前去,搀着父亲胳膊,扶着他走,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搀扶父亲。那一天,父亲好像忘记了病情,显得很高兴,医生询问病情,他有些答非所问:“我没啥大病,就是肺炎,吃点药就好了,可是我这娃呀,他是军官,特别孝顺,非要带我来检查。”中午,一个南阳的好友请我吃饭,在一家中档饭店开了一个雅间,点了一桌好菜,父亲刚刚做过切片检查,没法享用,但心情还是很好,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到大饭店吃饭,然后说自己的病不要紧,还夸我孝顺。

            那一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育我成人,我从未说过一声感谢,我仅仅是陪父亲看了一次病,他却不停地夸我。父亲越夸,我心越酸,但又怕父亲看到,只能装出笑脸。

            几天后,切片结果出来,肺癌中的鳞癌,恶性、晚期。对于久病成医的父亲,我们没有隐瞒,父亲得知病情后非常平静,什么也没有说。以前的农民,没有退休的说法,用父亲的话就是:小车不倒直是推!确诊后,父亲才被我们姐弟强制停止了田间劳作。

            父亲的最后一年,是母亲和哥哥姐姐在家照顾的,为了方便治疗,大姐和哥都学会了打针,无论是肌肉注射,还是静脉注射。在晚期肺癌面前,什么治疗手段都显得有些苍白。03年6月12号,我接到哥哥电话,父亲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想见我一面。当时,正值非典时期,我单位严禁人员流动,父亲知道后有些失落,但还是对哥哥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让他安心工作吧!”19日凌晨5点,又接到哥哥电话,父亲走了! 这一次,由于全国的非典疫情得到遏制,领导特批我回家料理父亲的后事。

            葬礼的那天晚上,我跪在父亲的灵前,回想着往事,觉得亏欠父亲太多,此生再也无法偿还!那一夜,我在父亲灵前跪了三个多小时,期间很多亲友来拉我吃饭,都没有起来,直到最后,轮到我给父亲奠酒时,我两腿肌肉僵硬,已无法站起,被人搀了起来。

            乡亲们大都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听着我致父亲的悼词,回想着父亲带领全村人走过的那段艰苦岁月,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父亲走了,没有一分存款,也没什么遗产,我从父亲的遗物中找到一枚印章作为纪念,一直带在身边。那枚印章刻于1977年3月31日,侧面还留着那个时代的特有印记:“苦战三年,建成大寨县”。 

    父亲的印章

                                        (六)

            父亲生前,喜欢和我聊天;我也喜欢和父亲聊天。

            上初中后,我逐渐喜欢上了和父亲聊天。参军后,见面机会少了,但是每次探亲休假,我都会抽出时间和父亲闲聊。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宽泛,从我的工作生活琐事到国家大家,从历史名人到当代领袖。每次听到我的一些新观点时,父亲就会夸我进步了。父亲生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我趁寒假回家照顾父亲,呆了20天。没事的时候,把父亲扶到院子里坐着,晒着冬日暖暖的太阳,开始闲聊。那段时间,和父亲聊天最多,每次都很兴奋、很愉快。

            父亲走后,我有些不适应,每当工作有了进步、变化之时,或是遇到挫折和烦恼之事,总想给父亲说说,又无法实现,这时就特想念父亲。一次哥们喝酒,酒过三巡,聊起了父母,我有些激动,不着边际地来了一句:“我真想给老爹打个电话,可是他那边没装电话,咋办?”几个哥们受我感染,就都倒满,又干了一杯。

            写这篇文章时,我有意识地对比了我和父亲的人生经历,发现我身上有父亲的影子。回顾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虽然岗位平凡,但我总是全身心投入,主动开拓工作局面,从不敢有一丝怠慢。虽然毕业于指挥专业,但靠着一股钻劲,通过自学软件设计和作战仿真,成为单位的科研骨干。想当年,集中了三四个要好的兄弟,就向高端作战实验软件发出挑战,凭着“五加二,白加黑”的精神,只用一年半时间就研发成功并投入教学使用。当时一专业的软件公司花好几年都没有实现,公司的老总看了之后觉得不可思议,发出啧啧赞叹。这些经历,虽然时代不同,内容不同,但究其精神实质,不过是父亲当年吃苦耐劳、敢想敢干的性格在我身上得到传承罢了。父亲走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这应该是父亲留给我最好的精神遗产吧!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我不管遇到什么困境,只要想起父亲,就会立即打起精神,直面人生。去年,我响应军改号召,退出现役,年逾不惑的我,本可以拍去身上的征尘,放慢节奏,品味生活的乐趣,但想起父亲的教诲,丝毫不敢懈怠,又踏上新的征程。

                                          (七)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认为,我和父亲交流很多,很懂父亲。但是真正动笔时,我才知道,除了记着父亲照顾我的一些琐事之外,对于父亲本人,尤其是父亲的前半生,我所知甚少,无法下笔。这时我才反思,虽然和父亲聊天很多,但大多是聊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很少聊父亲,父亲也很少提及他自己。

            前一阵儿,九十六岁高龄的四奶奶与世长辞,我回了一趟老家,给尊敬的老人家送行。趁此机会,找家人和村中一些长辈聊了一些父亲的往事,特别是父亲任生产队长期间的一些事情,才算有一点思路,勉强可以动笔。

          拙文一篇,了却我一桩心愿。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

                                            老马识途2017年5月于郑州

            作者简介:马海涛,1974年生,河南内乡人,网名老马识途。1993年入伍,历任排长、指导员、教员、作战实验室副主任等职。2016年退出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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