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谈意思，少说意义
文/薛仁明
有位大陆青年问我，志气与欲望，到底怎么区分？
早先，梁漱溟先生有篇文章，教人要知辨别，莫将欲望当志气，否则，生命就搁不在当下，就老是贪高骛远，最后，更免不了把自己搅得烦躁不宁。读罢，这青年颇有触动，也深以为然。可麻烦的是，他即使想破了头，仍无法将志气与欲望分辨得清。梁漱溟还说，“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可这青年仍纳闷，欲望不是也很真切吗？尤其后来，他又读了业师林谷芳先生一段话（我简体版《人间随喜》的前言），“（知识分子）容易把自己的欲求扩充到极致。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也是欲求。如果这种向外的欲求不能被一种生命丘壑所承担，就会带来心理失衡”，咦--“治国、平天下”？那不是绝大的志气吗？怎么，也成欲求了呢？
这下子，他可真困惑了。为此，他写了封信，问道，志气与欲望，到底该怎么区分？
呵！好问题！
所谓好问题，要不，就是难以回答；要不，就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因此，老实说，我真没打算要回信。怎奈，他甚是苦恼，又问得恳切，只盼有个指点，好走出困境。如此一来，我倘真完全不说，似乎也说不过去；可是，我又哪能有什么指点呢？好吧，那就姑妄言之吧！
中医常说，药毒同源；同样一味药，用得对，就是药；用不对，就是毒。一棵寻常的萝卜，可成治病良方；一株珍贵的人参，也能致人死地。关键不在药材，在于怎么用。这正如人的一生，同样是“饥来则食困来眠”，有人可证得无上菩提，有人却整天活在无间地狱里。关键，不在食与眠，在于你怎么活。换言之，以外相来看，志气与欲望，指涉的，常常是同一件事。譬如治国平天下，那当然可以是大志气，但如果“情况”不对，就的确如林谷芳先生所言，“实际上也是欲求”。又譬如挑水砍柴，这本是最寻常的生活，卑微得很，与所谓的志气，哪沾得上边？可禅宗却有名言，“挑水砍柴，无非大道”，这句话，传诵了千年，那群和尚都清楚，人只要当下安然，只要精神抖擞，就算是挑水砍柴，都可以是桩极有志气的事儿。因此，真要区别，不在事，在人；个中关键，是在于人如何做这事？做这事时，又是怎么样的精神状态？如果，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既有意兴，又有神采，那就是志气。反之，一脸浮躁、满身浊气，既患得之、又患失之，整天纠结不已，即使是做着再伟大的事儿，其实，也都只是欲望。
我这么一说，歪打正着，恰恰就碰着了他的要害。他回信言道，原本，在年少的时代，也有着我所说的神清气爽的那种志气，岂料，读了大学之后，因老想着做些“最有意义”的事，又老念着要成就某件“伟大”的事儿，因此，总无法“把心好好搁在一事上”，总不断地怀疑，总“怀疑自己做的事没有意义”，最后，满脑子都是各式各样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彼此又相互抵触、相互辩驳。结果，就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非常烦乱”。
看了回信，我要他把“意义”“伟大”这些词儿都先暂时放下。这些词儿未必不好，却常常会把人困住。先搁着吧！事实上，中国人不太谈“意义”，更常说的，是“意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哪有啥意义不意义？但读着读着，自然可读出些意思来。中国是个诗的民族，诗与意义无甚相干，重点是在于意思。所谓的好诗，是三言两语，却意思无穷。于是我劝他，先做个有“意思”之人，多做些有“意思”之事吧！
我想起了司马迁。司马迁是个有意思的人，《史记》更是本极有意思的书。我读《史记》，总觉得，司马迁乃天下第一等有志气之人。正因有志气，所以他看世间之事，件件有意思；其笔下人物，也个个有神采。尤其他写的刘邦，不仅活灵活现，那精气神呀，简直就力透纸背！我读《史记·高祖本纪》，不时都啧啧称奇，也常常深感佩服，更多时候，则是读着读着，没来由地就开心了起来。
这种没来由的开心，或者是无缘故的好玩，既是《史记》的独到之处，更是刘邦的过人本领。《高祖本纪》有一小段落，就写个“刘氏冠”。我把这段抄给大家看看：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派“求盗”去薛地找匠人又多做了几件；“求盗”是亭长手下的吏卒，掌管缉捕盗贼），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这个段落，与前后文无关，与刘邦的成就大事也很难看得出有何干系。换言之，是段闲笔；若换别人来写《高祖本纪》，肯定就没这段。尤其那些满脑子“治国、平天下”这等伟大之事的读书人，读到这儿，大概，直接就跳过去了吧！真让他们勉强读之，大概就如小和尚念经一般，念完后，多半要嘀咕：哎呀！这什么和什么嘛！如此琐碎之事，有啥好记的呢？
是的，习惯“意义”、习惯“伟大”的他们，确实与这等“琐碎之事”无甚缘分。因此，他们很难体会有种没来由的开心，也不清楚什么叫做无缘故的好玩。他们总目标明确，也总是规划明晰；他们凡事按部就班、井井有条，更绝不做没意义的事。这样地条理分明，当然是好；不过，这就与“无所为而为”离得远了。“悠然见南山”也好，看着“桃花流水窅然去”也罢，这压根就没什么目的，纯纯粹粹，就是一份好情怀。如此“无所为而为”，如此纯粹的好情怀，看似不切实际，也状似散漫，却最能在若有似无之间保存了一份元气与志气。有此元气，人可一如刘邦一般地屡挫不折；有此志气，人就能云雷满蓄，更能进可成事、退不受困。因此，老子有句名言，“无为而无不为”；也因此，老子又有一句更有威力的话儿，曰，“取天下以无事”。
真要说伟大，那么，取天下，够伟大了吧！但老子偏偏却说“取天下以无事”。这话简直是个预示，果然，闲来编编“刘氏冠”、径自开心的“无事”之人刘邦，当真就把这天大之事给做成了。呵呵，有意思吧！同样是取天下，《史记》写项羽刘邦二人，为了标出根底差异，又以近乎闲笔的手法，记了一件“琐碎之事”。那时，他二人都还没起事，都还没踏上历史的舞台；同样在人群中远远望着秦始皇出巡，项羽一看，就直截言道，“彼可取而代也！”至于刘邦，则是望了一望，不禁叹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两人的情节相仿，说话的内容也相近，可个中气象，却是天差地别。真要细分，项羽的语气明确，既悍且戾，还满嘴霸气。霸道之人，都有种浊气；他们平日所言所行，多半伟岸宏阔，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个有大志的。其实，那貌似伟岸，说到底，不过是股强大的欲念罢了！至于刘邦，其言语、其神态，则是意兴扬扬，不胜欣羡。相较起来，刘邦所言，近于志气。所谓志气，总有些混沌，又有些欢喜，还处处蕴含着生机。刘邦说这话时，就没想到来日真要干嘛；面对未来，更一向没啥规划。可是，在隐约之间，他又的确有种好意，有种好情怀。
有此好意与情怀，便可言志气。有志气之人，必然不乖戾、不烦躁；他们面对当下，没那么多气愤；面对未来，也没那么多郁结。有志气之人，多能从容清朗，开心又好玩；他们对人，常有种好意，对事，也常有种欢喜。因此，这等志气之人，多半眉目敞亮、神态清扬；单单看着他，我们就觉得这人有意思。于是，我劝这位困惑的青年多做点有意思的事之后，其实也想建议他，有空不妨拿面镜子，照一照，就看看自己的眉目与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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