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左传》升格为经，“大义灭亲”遂成为万世不移的一则经义。
周公诛杀管叔那其实不过是对“大义灭亲”的合乎逻辑的阐扬而已。
这倒也是儒家的主流见解了。
清人刁包《易酌》径称“大义灭亲，周公之御寇也”，不称杀兄，而称御寇，这正是孔门“正名”的春秋笔法——只把管叔当成敌人来看，根本不认他的兄弟血脉。
既然管叔是寇而非兄，杀他自是理所当然。
可以与之参照的是《左传·昭公十四年》的一段记载：
晋国邢侯与雍子争夺一处田产，许久没有结果。叔鱼代理法官职务，审理旧案，认为罪在雍子。雍子将女儿嫁给叔鱼，叔鱼便颇识时务地改判邢侯有罪。怒不可遏之下，邢侯径在朝堂上杀死了叔鱼和雍子。
执政大臣韩宣子请教叔向应该如何给这些人定罪？
叔向说：“雍子明知曲在自己，却通过贿赂以求胜诉，叔鱼收受贿赂而不秉公执法，邢侯擅自杀人，三个人的罪行轻重相等。处决活着的人，将已死的人曝尸示众即可。己身为恶而妄图掠取美名，是为昏；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是为墨；肆意杀人，毫无避忌，是为贼；《夏书》有载：‘贪、墨、贼，三者皆应处死。’”
于是处死邢侯，将他的尸体和叔鱼、雍子的尸体一同示众。
在这件事里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叔鱼是叔向的兄弟，而叔向对叔鱼直斥其恶并严断以法。
叔向先后有三次指称弟弟叔鱼的恶行，一点不留情面，而这三次指称皆为晋国挽回了名誉，做出了贡献。孔子称赞叔向不包庇亲人，有古人的正直遗风。杀死亲人（陈尸示众，与杀无异）而增加了荣誉，这是合乎道义的啊。
那么基于孔子的教诲，大舜完全应当学习叔向好榜样，大义灭亲，不隐于亲，杀亲益荣，为什么偏偏要窃负而逃呢？
正是因为《左传》所记的这则孔子之言与《论语》、《孟子》之精神大相异趣，完全无法调和，所以后世学者们必须做出艰难的二选一。
杜注、孔疏都认为直与义不是一回事，孔子仅仅称许叔向之直，至于叔向是否符合义的标准，“犹义也夫”是一个疑问句。
叔向所为非但不合于义，反而是以直伤义。如果孔子认为叔向所为合于义，应该说他是“古之遗义”才对，而非“古之遗直”。（《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七）
这个意见也许合乎义理，却并不严格合乎训诂。元代学者赵汸指出，《左传》用“也夫”为语助者甚多，未必都表示疑问，而《左传》从上下文来看分明就是以直为义的。
从义理上讲，儒学主流普遍认为叔向应当顾全兄弟之谊，而不隐于亲、杀亲益荣这种精神是绝不可取的。
洪迈历数“《左传》有害理处”，杀亲益荣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推断孔子一定不会说这种歪理。（《容斋三笔》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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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云间大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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