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母亲一辈子的苦不仅体现在她重轭加身的劳动上，同时还浸泡在她的内心里，烙印在她的精神上。
她从小没读过一天书，完全不认识扁担倒下来是个一字。她性情执拗，更是一个直肠子人。用父亲的话说，就是“一点儿话都装不住”，“没有一点儿心眼儿”的人。她的内心里容不下半点隐瞒、掩饰和伪装，总是一吐为快；她学不会委婉、含蓄，绕弯子，话言话语留尾子，而是看不惯的就要说，不奉情面，当面见效。
这是她善良、真诚、忠实的秉性决定的，也是她一个只知庄稼和牲口、只管农活和家务的农妇经历和身份决定的。因为，她的见识和眼光，她的经验和巧妙都集中并局限在这些事物之间。这一点，她至老也无法改变过来。
而这，成为她和颇具处世之道、深知轻重进退的父亲经年累月争吵和呕气的唯一原因。
父亲从小读过私塾，后来又读过高小，因为知识的垫底和滋养，他年轻时很少务农，后来从记帐员做到公社会计，直到农行副主任而退休。他经人经事，见多识广，和各种性格、素养与脸面的人打过交道，他吃过亏，碰过壁，甚至也受过辱，这些经历让他学会了看场合说话，分情况发言；让他学会了用心眼，绕弯子，看氛围，把不该说的话深埋心底。加之，他无兄无弟，在社会上独立支撑，又不得不学会了隐忍、退避和含而不露。许多时候，他深知，言多必失，沉默是金。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在与人交往和相处中他总是面带微笑，谦恭礼让，亏己利人，这使他成为同仁和社会上无人不知、无人不赞的好人和良心人。
母亲与父亲截然不一的身世、修养和经历，导致了他俩在对人对事的认知上永远无法达成一致。也就是说，他俩的心路轨迹几乎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唯其如此，回到家里的父亲，则是另一副面孔。小时候以至长大成人后，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他脸上的晴朗和喜色，他总是那样严肃、持重，不声不响，沉默寡言，嗞嗞儿地喝着冲泡了多遍的茶汁，叭叭地抽着烟雾缭绕、有时连他自己也被呛得干咳的叶子烟。至老，我们也都无法完全猜透他的心思。父亲如同他的名讳，内心宛如一望无际的大海，深不可测。
只是后来，父亲五十多岁提前退休回家后，在农事和家务上，渐渐听从和倚重母亲的安排。事实一再证明，按照母亲的想法和方法去施行，总会有令人欣慰、喜悦的结果。比如庄稼收成，什么时候下种育秧，什么时候松土除草，以及肥料施多少，放在什么位置最合适，等等。在这方面，父亲渐渐放弃了他的发言权，他相信了母亲的经验、判断和处理办法。也正是从这点出发，他早年内心倾斜的天平才渐渐有些变化，对母亲多了一些尊重和理解。
然而，母亲和父亲的争争吵吵仍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尤其在待人接物上，他俩常常会为一句话或一个小小的细节而激烈争吵，高声大嗓，互不理解，直至彼此动怒、伤心，恶语相向。而末了，总是惹得母亲痛哭流涕，满心委曲。
父亲好客，待人至诚，有时甚至倾其所有。父亲退休后，以前的亲邻故旧由在单位上找他帮这帮那、赊钱借米转移到家里来了。而且，许多无事搭事、游手好闲、混吃混喝的人也涌进了家里，他们有的日白摆经、吹牛耍奅，南山北山，海阔天空，一坐一玩就是一整天，父亲出于礼节不好拂面，只好陪着喝茶抽烟，饭熟了喝酒吃饭；有的冲着父亲的几个退休工资和家里几乎随时有酒有肉的生活，缠着父亲日周日夜打牌、下棋，等等。
而这些人，都是母亲从骨子里深恶痛绝的。母亲是从苦水里泡出来的，从小就无休无止地劳作，没有一刻闲空，也没有玩耍娱乐的心情。她不抽烟不沾酒，也打不来牌下不来棋，她体会不到任何一类娱乐活动的趣味。甚至，她连电视都看不懂。她最好的歇息方式便是坐在椅子或板凳上一栽一栽地目充瞌睡。
开始，母亲还把这些人当客看待，瘸着腿煎煎炒炒，忙进忙出，好酒好菜招待他们。回数多了，时间长了，她就从内心里厌烦了，反感了，再不愿殷勤伺候了。她觉得打牌下棋、日白摆经，完完全全是些歪门邪道，是不正经的事情，那些人都是些好吃懒做、不三不四的人，每天踅进踅出，来来去去，无非是骗吃骗喝，以及盯着父亲荷包里的几个钱。在这点上，母亲的智商的确比父亲看得明白和透彻。
更重要的是，这些闲人一来，父亲整个地陪着他们，田里的活路，屋里牲牲口口，不得不靠她驼着背跛着腿一样一样地去侍弄、去拾掇、去服侍。农事、农时、农活以及糠猪养狗，是母亲一生始终不渝的事业，在她看来，只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些事上面才是正道，才是正经。因此，一而再，再而三之后，母亲在平时的话言话语中就忍不住要发泄她内心里的不满情绪了：“你们都是玩的命，玩得去呢，撩起木马腿张着嘴巴只吃现成的；我就没有这好的衣禄呢，我们不做就没得吃的啰！”有时甚至站在阶沿石上大声咵气地向着厢房里父亲的牌友棋友们说道：“你们屋里一天硬是没得事做么？哪门就日周日夜玩得没个气醒呢！要打要下你们回去打不得下不得么，我屋里又不是开赌场开饭铺的，就这样陪着玩啊还象个么子人家哈……”
这种话明显是在逐客了。这样，打牌下棋的、日白摆经的都不得不站起身来，一个二个灰溜溜地走了。而这，让父亲一时感到很没颜面，或许他也还玩兴末尽呢。
待客人们前脚一跨出门，父亲便铁青着脸，气忿忿地对母亲说道：“哪门就找到你这号的人，说话一点都找不到轻重，硬是一点都不会事！是个猪都比你强十倍、百倍！我那时哪门就瞎了眼睛的哟！”母亲则气血上涌，反戈一击：“我不会事，我脑壳憨，那你哪门东处西处说不到哒才去找我这个憨猪脑壳的？我是个有娘生无娘养的孤儿，我也是屋里穷得舔灰，那你当初莫请人去说我哈！我给你屋几辈人当长工当了几十年还要不得么，还亏欠你哒么？…我哪门一辈子这么命苦的哟！我是遭的活天孽哟…”母亲于是越说越气，泪珠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我仿佛记得，这样的争吵一直从我小时候就经常上演。只是后来他俩都六七十岁了，我们都醒事成人了，在我们姊妹仨逢年过节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便彼此尽量压抑、收敛，避开了这类争吵，而显得相安无事，共同展现出一幅和平、和谐的图景来。
母亲的确不会说乖巧话、奉承话，而且她也是一个无心眼的人。因为她内心里不设防，装不住话，藏不了机密，从我记事起，她几乎被摈弃于家庭重大事务的商议之外。这一点，让母亲内心里深深受创，甚感屈辱、委曲和悲苦。而这，似乎比她长年累月、风里雨里躬身劳作的辛苦还要更严重地刺伤她的自尊心。
有时，我寒暑假回到家中，她便常常向我诉苦：“你大叔心里又没把我当个人呢！有么子事他又不通个商量比较，还生怕我晓得，我当真连这点脑筋都没得么，说不得的我也去对别人说么……”每当这个时候，我一面竭力安慰母亲，一面缓言细语地向她解释，尽量平复她苦涩的内心。
关于母亲的口无遮拦和无心之过，拿上桌面说实际也没什么。要说有什么的话，也仅仅限于一些并非特别重大和并不引起某种震动性后果的事情上。无非是象有时别人来家里借钱借米，父亲本来找好推卸的理由，而她却无意中把实情说出来了。有时，父亲为了缓和或者说需要暂时维系与某些人的一定的关系和情面而不得不赊借出去的时候，母亲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曲里拐弯的因由，于是冲着父亲说：“那哪门这家借得那家又借不得，你说出个子曰来哈？”每当这个时候，一场气涌胸头、恶言厉色的争吵大战就又无法避免了。
母亲这种本真的善良和质朴，这种从来说不来半句假话和不会机巧斡旋的秉性，常常让父亲难堪，恼火，头痛，气不打一处来：“我也才见，才见你这号的人，天底下再没有比你更憨的人了！”
而母亲所获得的仍然只是无限的委曲，她并不明白她到底错在哪里，她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她深知自己没读书没文化没见识，她也懊悔自己不该就那么直言剀截地、无心无肺地把本不应该说的话说出来了。有时便诚恳而知错般地对父亲说道，“那你说怎么说？你教我哪门说哈不行么！”而父亲正在气头上，一句话又让母亲内心里希望得到指点和帮助的星星之火倏地熄灭了：“哼，你猪样的，教得会早就会了！”
正是因为母亲是个纯粹的文盲，因此她不可能三思而后言，不可能象父亲那样择言留语，藏山掩水，有轻有重。这在长期交道、熟悉和理解母亲的邻里亲故看来，其实也没什么，因为他们看透了母亲纯朴、善良、忠厚的内心本质，她没有隔里缝外，没有其他用心，没有害人的丝毫歹意。有时他们反倒劝解父亲道：“他大婶一辈子就是这么个人，我们都听习惯了，您儿就莫见气哒哈！”
而父亲事事周全、反躬自省的内心永远无法降落在这个差度。
他们俩争吵了大半辈子，一直呕气，生分，几乎无法理解和原谅。至到后来母亲在父亲之前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不得不离开了那个他和母亲苦心、惨淡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家园，而随我们住到E城后，他才情不自禁地怀念起他的糟糠之妻来。在城里，他一开始吃不惯，住不惯，时而喃喃自语，“要是你大婶在，这个弄的就好吃些。……”那时他常常陷入往事的回忆之中，和我们言谈时，也常说“你大婶就是那么个人”这句话。
言下之意，他与母亲与生俱来的隔膜和生分早已完全冰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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