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

          多年前的有一天，我家所在学校的校工傅嫂找我帮她写信，说帮她写一次信就请我吃一顿饭。那时年少不懂矜持更不知推让，听说写个信就可以换顿饭吃，欣喜万分，不等父母开口就答应下了傅嫂的要求。

        傅嫂的信主要是写给她远嫁云南的女儿的。   第一次去给她写信，傅嫂提出几个要求：一定要按照她说的话写；写完后要念给她听，不合要求要重写；每次写信前都会请我吃一顿有荤菜的白米饭。这可是那时的豪华大餐标准！平时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好久没吃过白米饭的我，只竖耳听清了最后一点，心中自是欣喜万分！至于前两条规定，虽然那时我只是个小学生，但我课外阅读量早已远超了爸爸的那些高中学生，而且已有投稿经历，给人写个信对我来说难度为零。。

        可是后来的经历告诉我，傅嫂的前两条规定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第一次写信，就因没按她的话写而重写了两次。傅嫂在口述信的内容时就如同与她女儿当面拉家常：“上个月呢我去某地买了二斤油……”，然后絮絮的讲了油质量、卖油人为谁、买油时遇见了谁、准备什么时候把油寄给她等等。我觉得重点是傅嫂要告诉她女儿寄油时间，所以自作主张省略了那些我觉得是废话的内容。但写完后念信时傅嫂不高兴了：“这不是我讲的话，我说了要按我的话写的！”我告诉傅嫂，那些话没有意思可以不要写。傅嫂不高兴的说：“我先就给你讲好了的，要按我的话写。”真是“吃人饭受人管”啊！只好重写。

           重写后傅嫂还是不满意，还是说她不是这样说的。我懵了，握笔的手心都出汗了：我不是把她说的话都写上了吗？

第二次重写时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傅嫂的每一句话，奋笔疾书。在给傅嫂念信时，我眼睛盯在信纸上，脑袋里在飞快的思索刚才傅嫂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听完我念的信后，傅嫂很满意，说“对呀，就是这样写。”我也很高兴，其实我一个字也没改，只是在读信时，记住傅嫂讲述时的语气，这里那里的加上一些语气词，如“上月买了两斤油”，就要按傅嫂的原话读成“上月时啊，我呢，去买了两斤油”，抑扬顿挫，读出了诗一般的节奏和韵味。而在不识字的傅嫂听来，却是自己跟远隔千里难以相见的女儿进行了一次交谈。那个时代的殷殷母爱，也是如此的拳拳可见！

        那时尚在文革中，因为父亲是受批判对象，所以我们姐妹均不能上学。闷在家里百无聊赖，我爱上了画画。那时正红火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图片四处可见。我便照着图片画那美丽的女主角。有一次傅嫂来我家找我去写信，见了我画的画，便要走了十多张，整齐的贴在她那间工作间（傅嫂是烧水兼保管照明用的煤油）兼寝室的房子墙上。来往领取煤油的人见了便要好奇的问一句：这是谁画的？傅嫂便说“是某某（我父亲的名字）的女儿画的。”来人顺口夸赞一句“画得蛮好的。”也有人告诉我说：你贴在傅嫂那里的画，画得真好。”这些有口无心的赞语，让我晦暗郁闷的生活中射入了一线光明，那时的傅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伯乐、一定程度上的知音。

        可是好景不长。有一次傅嫂叫我去，劈头盖脸问：“上次写信你是不是说了要买一本书？”上次是傅嫂给一个在贵州某地一个新华书店工作的亲戚写信，信写完后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愿望，便在信末附加了一句，问收信人他们书店可不可以买到《红楼梦》这本书。但我忘了给傅嫂读信的人并不是我，所以傅嫂知道了这件事。我不知道那位收信人是怎么对傅嫂说这事的，但面对着我的傅嫂显然很生气，从她口里接连的出现“大毒草”“坏书”“坏分子”这样的词语，我呆若木鸡地承受着傅嫂的怒气，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坏事，心中恐惧无以复加。

         好在傅嫂没把我怎么样，但从此再没叫我去给她写信。文革结束后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家搬离了那所学校，从此再没见过傅嫂。如果现在她还在，将是九十多岁了。傅嫂，你现在安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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