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子路第十三

1.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向老师请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先之劳之”，先之是为政者要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劳之是教百姓、教朝廷上下都要勤劳。好比一家公司，老总要股东投入资金、投入心血，自己首先要投入，你自己都不想投资，那凭什么要求他人投资？自己对这个项目抱有热情，日夜操劳，不辞辛苦，做好表率，你的股东、员工就一定会非常的投入，热情高涨。尧舜禹都是圣王，他们都是禅让，那个时代叫大同之治，是孔子最羡慕的时代。禹本来也想禅让，选来选去，大家都觉得启最合适，禹便传位于启，这就是夏朝的开始。大同之治结束，进入小康社会，夏商周都出现过小康盛世。尧舜禹，以及夏启、商汤、文王、武王都是先之劳之的圣贤君主。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跋山涉水，身先士卒，艰苦备尝。人民百姓能不敬佩？教导百姓，先用身教再用言教。大同之治时期，天下为公，自己有能力只怕使不出来，真正是为万民，这也是先之劳之的理论依据。听了老师的回答，子路又继续问，“请益”有没有更快捷的？希望阐明得更清楚一点。“无倦”就是永远没有懈怠，这是对先之劳之的补充说明，身先士卒，自己勤劳，带领民众勤劳，不是说一年两年就结束，孔子提醒子路，要没有倦怠，永远做下去。 澫益大师批注说：“先之，创其始也；劳之，考其终也；无倦，精神贯于穿终始也。卓吾云:请教处，便是倦根，故即以无倦益之。”先之创其始，为民众做一个好榜样，开风气之先。为政者有君亲师三个角色，君是做民众的领导，身先士卒带领人民走正道；亲是为民父母，关怀爱护百姓，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师是教育引导民众，政治最重要的是教育。劳之考其终，为政者是否能自始至终，自己勤劳、教导民众勤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倦，就是身先士卒，为人民不辞辛劳的这种精神，始终不会改变。“先之劳之”做民众的榜样，自己勤劳，带动大众勤劳，是很不容易的。子路又问有没有比这更好的为政之道？李卓吾批评子路“请益”，找快捷方式、取巧就是倦根。前面问，老师阐述得很明了，再问有没有更好的，懈怠的苗头已经生出来了，所以孔子“以无倦益之”，用无倦教益他，这是对症下药。向老师请教问题，接受教诲，要依教奉行，老实、听话、真干。像颜回、仲弓，老师说了，马上就“请事斯语矣”，这才是好学生。

2.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仲弓德行很好，他曾经做过季氏的邑宰。向老师请问为政之道，如何为官。孔子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把三桩事情办好就行了。“先有司”把构架搭建起来，下面的官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是首先要办的事情。把工作分配好，职责明确，办事有序，自然做事情就能有条不紊。“赦小过”，先儒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官员，就是下面部门的负责人，犯了小过，要赦免，要宽容。不是故意犯的过失，原则性错误，都可以赦免，让大家有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不会有太大压力。一点小过失，揪住不放，甚至加以处罚，就会非常紧张，下属就不敢做事情了，积极性被打掉了。二是指百姓，仁慈的领导，发现自己的百姓有过失，都会宽恕。反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是我没把人民教育好。“举贤才”把有才能、有德行的人请出来做官。一个人无论多么贤能，没有贤才来帮助，也是枉然，一定要构建一个好的团队。《大学》讲，“有德此有人”，自己有德行，自然就能感召有德行的人来到身边。“焉知贤才而举之?”怎么知道贤才而为我所用呢？孔子回答得很巧妙，“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举你所知，你所不知，但有他人知道，他人岂舍之乎。意思是他人会推荐给你。澫益大师说：“仲弓独问举贤才，可谓知急先务。”仲弓是有德行、有智慧的人，孔子讲了三条，他单单提问最后一条“举贤才”来问，可见得他知道这是首要、最重要的事情。“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是先务。

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之，言之必可行之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卫灵公轻德好色，宠信南子，南子专权乱政。灵公之子太子蒯聩，刺杀南子未遂，流亡宋国，后逃到晋国投靠大夫赵鞅。南子、灵公欲立公子郢为太子，郢辞。灵公死，南子再次要求郢继位，郢坚辞。无奈，只好立蒯聩的儿子辄为君。赵鞅欲蒯聩为君，助其回国政变，史称“父子争国”。政变成功，蒯聩做了国君，即卫庄公。当时子路在卫国做大夫，死于战乱很冤枉，被剁成肉酱。蒯聩好景不长，后晋攻破卫被杀。辄在位时，很想请孔子帮助治理卫国。“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路问孔子，如果去卫国帮助管理朝政，老师您将以何事为先？不仅朝政，什么事总有个先后。“必也正名乎！”孔子说，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正名。问题来了，蒯聩还在，辄的君位就名不正，要正名，他就得让位。所以子路大不以为然，人家要你来帮助，你来了先得让人家靠边站，他想不明白。“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哪有这样的道理？老师您也太迂腐了，辄在位已经很久了，就让他一直做下去好了，何必还要去正名？这是子路的观点。“野哉，由也”听子路这么说，孔子狠狠地批评他，太粗鄙、粗俗了。“君子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应该盖阙，就是不要说。不明白就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你发表的都是谬论。“名不正，则言不顺”，接下来孔子给他解释，为什么必须要正名的道理。如果名与事实不符，所言的就不能顺道理，名正才言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话讲得都不顺，事情当然就做不成功。“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国家的政事处理不好，推行礼乐的教化就更加不能成功，孔子崇尚礼乐治国。“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礼乐兴不起来，整个国家杂乱无章，人民无所适从，刑罚也就用之不当。“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如果刑罚用得不当，人民就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天下大乱。正名多么重要！“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是有学问、有德行、有智慧的人，君子首先要正名，名与事实相符，说出来的话才顺理，话顺理肯定行得通。“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苟是苟且、随便，君子对于自己说的话不会随便，不言则已，言必顺理。话讲得有道理，大家才会听从，才会尊重。 处于卫国这样一个混乱的情势下，到底应该如何来正名，需要很大的学问、智慧。明朝大儒王阳明，师从陆九渊创立陆王学说，是心学代表，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深得蕅益大师推崇。王阳明《传习录》里有一段很好的解释。人问王阳明曰：“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诸侯的长辈们），废辄立郢，此意如何？”王阳明答曰：“恐难如此，岂有此人致敬尽礼，待我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耶？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辄已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痛悔，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欢乐），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孔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为君。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自复其位。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王阳明先生真正懂得孔子的心思，他这段话，真是让人茅塞顿开。如果辄真像王阳明说的去做，父子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成为历史美谈，何乐而不为。所谓利令智昏，人追求名利的时候，就没智慧，眼光短浅，得失心太重，就办不成事。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卫国大乱。一念之差，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两个方向。译文：子路说：“卫国君主期待着您去帮他管理朝政，若去，您将先做什么事情呢？”孔子说：“必须先把君主的名份厘清！”子路说：“哪有事情？老师您也太迂腐啦吧！怎么个厘法？”孔子说：“粗俗、野蛮的子路，君子对于自己不清楚的事，都是搁置不说。不明白就随便发表意见，你发表的都是谬论。不能正名，说话就无法顺道理。说的话没道理，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不能成事，何谈以礼乐治国？国家的政令、法令就不畅通，人犯了罪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所以说，只有君主的名分得到民众认同，他才可以发号施令，国家的政令、法令才能够贯彻实行。一个真正的君子，对于他所说的话都极其负责任，绝不会随随便便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