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年”来划分人生阶段是普遍合式的。
六十年代，我转为美术设计工作者，进而担任某些形象工程的总设计师，流动性就很大了。
学生兄弟们各奔前程，音讯寥落，有的连地址也遗失，或迁徙不复来信——“艺术道路上的伙伴”，初衷的真实的，现实是虚妄的，更有甚者，往反面反方向鼠窜而去。
维珂——浙江武康人，幼年丧母，父性暴，为政府处死，两个哥哥是有职业的。
我入“杭高”不久，在图书馆中见他阅着柴可夫斯基的《我的音乐生活》，谈起来知道他非常爱音乐，想学歌唱学作曲。
维珂常来我宿舍聆唱片，斯文多礼，声言恳切，所涉稍深，知道他学费生活费都极困难，我便每月接济他。
我到上海，维珂也随之而来，说准备投考上海音乐院，忽而有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玩弄了他，忽而那女的去北京他也跟了去，来信说正在下苦功，有望进中央音乐院，无奈日子艰苦得快要断炊了。
着即筹措，得款速寄，我也来不及细想究竟，只指望他入了音乐院就一生定局。
维珂早就施出鬼蜮伎俩，他盗窃了我在杭州的藏书，卖钱自肥，还把一套精美的莎士比亚全集送给了那个女人，他去北京时又连骗带偷地拿去了法国版的罗丹雕塑集，意大利版的米开朗基罗全集，和一条美国货羊毛毯。
藉偷窃诈骗以营生，然后成为音乐家，这样的轶事我是没有听说过，只闻知音乐家在欧洲旅行所携行李免于检查。
骗子的一个绝招是“认亲”，他在北京认了一个干姊，住在她家里，又认了一个干妈，想跟她到香港去，又认了一个俄国兄弟，计画一同回苏联。
北京混不下去，再来上海，在地区文化馆辅导合唱团，与一姑娘投奔新疆建设兵团，算是结了婚。
我早已不是维珂的老师，而退为他丑剧的观众，忏悔录该是我写的，怎么我就被他利用得如此透彻，我的软弱愚昧一至于斯。
我总以为行骗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庸讵知是行骗成癖浃骨沦髓，骗子决不徒劳，没有骗的作用和效果的事他是不做的。
某夜，一个女子携着两个男孩找上门来，自报是维珂的妻子，边说边哭……
“哭什么呢，他骗我是骗完了，骗你还没有骗完。”
——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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