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这是陶行知30岁（1921年）在给友人的回信中写的一首自况以明志小诗。
陶行知早年照片
[他的梦想]
也许是历史阅读者的普遍习惯，凡了解和理解一人之思想和行为，必然习惯性寻找和走近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生活和他的家庭。
又或出于教育工作者的思维惯性，凡了解和理解一人一生之追求，必然习惯性地寻找和走近他的童年、他的青少年时代。
大凡载入史册、后人铭记者，皆非常之人，于非常之时，做非常之事，又往往于青少年时代即立下非常之志。
陶行知，正是如此。
或许也可以说，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并不仅仅是从生到死、从心抵达心，还包括了从理想确立到最终实现之漫漫求索的历程。
《陶行知画传》封面，周洪宇著
而往往这一段的距离，超乎一己，超过一生。
17岁之前的三年里，陶行知在邻县休宁崇一学堂就读。
据载，他曾在学堂墙上，用毛笔写下这句誓言：
“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
这一年，是1908年，中国结束了慈禧太后长达48年的统治，光绪也于稍早前去世。新政和预备立宪等，于介于“被动”和“主动”之间的执政者心态之下，中国与近代化渐渐深入地接轨，一切正在进行和启动之中。纵观全清朝一朝，“反清复明”的暗流也始终没有停歇过，此时的革命党人也在跃跃欲试。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只是时人不清楚，这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会经历什么样的痛楚，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休宁万安镇上的崇一学堂，创办于1900年，是一所基督教会学校，英国牧师任校长，学制三年。学堂里开设的课程，主要有：
德行、修身、经学、国文、英文、中西历史、算学、代数、格致、地理、音乐和体操等，共十二门。
这正是近代中国以来中国文化和教育领域内新局面的表现。伴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教会势力逐步深入中国的内地，潜入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
这也是明代以来“西学东渐”一以贯之的趋势使然。崇一学堂的课程体系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征。
少年时代的陶行知，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接触到了“西学”、“西文”。小小年纪，身处山区，迷蒙之中，仿佛看到了更大的、外面的世界。
24岁的陶行知，经历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一年的学习，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秋季，他转入位于美国中心城市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开启了“教育救国”的人生准备。
这一年，是1915年，陶行知失去了父亲，得到了长子，仿佛经历了家庭命运和父辈使命的一次轮回，内心既有失亲的悲伤，又迎来了家庭的新希望。
1915年，战场主要在欧洲的世界大战进入第二年，意大利转身投入协约国集团参战。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通过种种外交努力未果，被迫于5月8日部分承认，同时透露详情于世界各报章，引发了抵制日本浪潮。
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外蒙古放弃独立，接受了中华民国册封。
1915年，梁启超受聘担任袁世凯顾问，不久政治立场转向，反对袁世凯专制。他的长沙时务学堂时期的学生、蔡锷将军，开始了反对帝制的行动，自天津秘密南下，组建军队领导护国运动。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青年杂志》），提出“民主”和“科学”口号，新文化运动发起。
1915年，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1913—1921美国总统，1902年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哲学博士）在美国总统任上，引导美国逐步实现从孤岛主义到“世界公民”的外交“华丽转身”，渐渐卷入了世界的大战。
1915年9月，胡适同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攻读哲学博士，他与陶行知分别在各自的学院接受共同聘任的导师约翰·杜威的指导。
26岁的陶行知，提前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接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邀请，回国任教。他在回国的船上与人谈起志愿，许下自己的诺言：
“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这一年，是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继而退出大战。美国、中国参与大战。主要由年轻“海归”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方兴未艾，带动整个知识层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思潮。
在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留学生同学合影，左二胡适，右一陶行知
30岁的陶行知，已是而立之年。他在给友人的回信中，写下这一首小诗，以明志向：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这一年，是1921年。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的割据时期，同时处于中国南北政权的对峙分立时期。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间隙阶段，中国持续外交努力，努力争取通过大战战胜国的身份，挽回一些国家的权益。
从1908年到1921年，以宏大叙事的角度上看世界，这个世界经历了一次大战，政治中心处于大西洋两岸的流转的进程之中，世界政治格局正在调整中，英国的米字旗将落未落，美国的星条旗将升未升。
从1908年到1921年，以宏大叙事的角度上看中国，中国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治轮替，北洋军阀走上政治前台，出现了政治权力多中心的特殊局面。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悉数进入中国，你方唱罢和登场，文化救国、实业救国、主义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政治界，都有自己的市场。
以1908年到1921年，陶行知17岁到30岁，从新式教会学堂的学生，经历西式的大学教育，成为一名“准博士”、“海归”青年，学贯中西，抱负天下。
他从17岁的“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的想法，到26岁时立志要让“全中国的人都受到教育”。而立之年，他决意终身要“为一大事而来，做一大事而去”，其爱国和为民的理想，是一以贯之的。
陶行知的梦想实现了吗？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陶行知为中国教育毕生做贡献，被称“平民教育家”。而“全中国的人都受到教育”的使命，历经百年，今终实现。
他“为一大事而来”，爱满天下，誉满天下。
他“做一大事而去”，英年早逝，出师未捷。
然而，纵观历史上的伟大教育家，也都没有过取得现实成功的范例。这一点，不仅通过他们生前理想目标的达成度可判断，也可以通过他们的现实命运、社会认可度可见，无论是孔子，还是朱子，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苏霍姆林斯基。
或许这也是因为，教育家的理想和观点，都是现实批判的、未来引领的、思想超前的，而他们的终生也是愈挫越奋。
放大到历史的进程，教育界把握了时代的大势和未来，哪怕暂不见容于俗世，抑或是追随者甚众，他们依然是人类文明史的灯塔。
微观于个人的生命，梦想是支撑一个人物质生活之外的信仰的强大力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教育人，除安身立命之外，梦想即是毕生的价值追求。
例如，晓庄师范开办三年，即被查封；重庆育才学校1939年开办，至陶行知1946年逝世，作为一所战时陪都的专科学校，招收培养学生也仅410名。但陶行知一生百折挠，逝后薪火相传。
又想起，相较于教育家个人，学校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那些延续千百年的学校，那些历经风雨变换依然存接着使命的学校，一直承载着教育的神圣使命而屹立不倒，这似乎也昭示着个人现实作用的微小、精神引领的追远，以及团队（组织）的行稳致远。
再想到，作为教育学者或是教育理论家的“教育家”之命运，似乎要好得多。他们站在高处，并试图矗立在通向未来的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或演讲和著述，或批判和阐述，或启导和引领，仿佛人类文明演进路上的明灯。他们的经典论述永世流传，“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因而，终陶行知之一生，我们看到，有梦想的人生在潮流之中，在行者的路上，也无论是否完满的实现与否。凡引领潮流之“大事”，江山自有后来人。
孔子曰，五十知天命。而陶行知提前到三十岁即知天命，从此只管前行，不再游离。
[他的家人]
让我们再来了解一番陶行知的家人。
史载，陶行知祖上自绍兴，也堪称自有文脉。
迁居徽学中心歙县之地，此乃“东南邹鲁”之地。
明清以降，尚文重教之风，持续地浓郁。
父陶位朝，原在休宁万安镇经营亨达官酱园。
近代中国伴随外国经济势力进入，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动，陶家未能幸免，因家道中落，将店铺转让，陶父回乡务农，间或有底层乡村文书工作的经历。
陶父粗通文墨，耕种兼教子，过着贫寒的乡间生活。在陶行知的早年识字生涯里，父亲充当了“课外教师”和“家庭教师”的半个角色。
1915年，陶父病逝于南京。
母亲曹翠仂，绩溪人士，农家妇女，勤于劳作。
在陶行知乡间就读期间，母亲从事帮佣等底层工作。陶行知少年时代常常跟随母亲奔波于生计的路途之中。在陶行知回国从事教育工作的历程中，陶家迁徙南京定居，母亲曾帮助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
1933年，陶母因脑溢血离世。
陶行知，是家中独子，分别有一个姐姐和妹妹。
姐姐宝珠早夭。父母怕人丁不旺，在陶行知出生之后，起下乳名“和尚”。
妹妹美珠1895年出生，多年跟随哥哥奔波于教育事业的开办之中，她还是陶行知第一任妻子汪纯宜的闺密，近似“媒人”。
1929年，妹妹在南京早逝，年仅34岁。
陶行知的第一任妻子汪纯宜，是休宁人，是妹妹同学。
汪氏3岁丧母，嫁后生育四个男儿，一生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晚年身患精神病。
1936年，汪纯宜病逝。
陶行知的第二任妻子吴树琴，是休宁人，小他24岁。
1935年，在汪纯宜患病期间，经人介绍，二人相识，初以师生立场相处，因吴仰慕陶行知学问和态度。后双双坠入爱河，于汪氏去世后成婚，无嗣。
陶行知与续弦吴树琴1939年合影于重庆
陶行知的四个孩子，均与原配所生。
长子陶宏，1915年生，曾任北京大学教师，又曾在中科院工作，是中国感光化学学科奠基人和开创者，1975年逝世于北京。
陶行知1923年与长子、次子合影
次子陶晓光，1918年生，长期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工作，曾经多次为育才学校筹集办学资金，也是一名无线电专家，1993年逝世于北京。
三子陶刚，1919年生，自幼体弱，身体欠佳，长期在育才学校和行知学校从事工作，1983年逝世于上海。
幼子陶城，1924年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救国服务一生，岗位经历丰富，2011年逝世于哈尔滨。
在《陶行知画传》中，记载了他这么两段家庭回忆，让人感怀。
一则是陶行知时隔23年之后对父亲的追忆。
1908年，陶行知17岁，告别休宁万安的崇一学堂，第一次远离家乡徽州，赴杭州求学。与同时代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起初也抱有悬壶济世的梦想，投考广济医学堂。
这一年春，陶行知在父亲陪同下，从休宁万安镇的外祖母家辞行，在万安古城水蓝桥上船，沿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去杭州。陶行知赋诗回忆此事，在前言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描述父子分别的心情：
“古城岩下，水蓝桥边，三早白日，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另一则是在关于筹办晓庄师范，与妹妹的争论。
大约发生在1927年，陶行知全家已定居南京，他得了一万多元稿费拿回家，很小心地锁在柜子里。
由于当时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协助母亲操持家务的小妹，便向哥哥要钱。
陶行知问，“你想要多少呢？”
小妹小心地问，“留四分之一作家用吧？”
陶行知说，“你要四分之一，说起来也应该，但我这些钱要去办大事，不能给你。小妹，你的头脑子里，正是缺少了这四分之一，否则你便是我的好妹妹了。”
见小妹生气，陶行知解释道，“我要去南京老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做办学的经费。”
小妹没有要到钱。小妹也一直帮助哥哥办学校，直到34岁亡故。
陶行知与妻汪纯宜（右）和小妹合影
当然，上述只是一个故事，未必准确。因为，同样的传记中如此描述晓庄师范的开办情况。
1927年3月5日，陶行知筹集到开办费1万元，常年经费1，2万元，设备费5千元，购买南京神策门外小庄土地200亩，用于建设学校；另购荒山10亩，作为农场。还特约了燕子矶，尧化门小学为第一、二中心小学。陶行知为晓庄师范确定了五项培养目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健康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
1930年4月12日，南京卫戍部队封闭了晓庄师范，陶行知被通辑，他先躲藏于上海租界，后被迫流亡日本，直到形势缓和下来才回国。
陶行知上辈和同辈之直系亲人去世的年份如下：姐早夭，1915年父丧，1929年妹丧，1933年母丧，1936年妻丧。
1936年，陶行知45岁，“从此孤零零的一个人”（借用胡适自传语），在续弦和四个儿子的陪伴之下，经历了人生最后十年的艰难办学路，又与中华民族共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抗日战争。
国民在流亡，国家在抵抗。
行知在办学，育才在路上。
重庆育才学校（1939年创办于重庆北碚）
[读后感受]
由《中国教育改造》阅读延伸的好奇，促使我通过陶行知的传记了解其生平。在蒋老师的帮助下，寻得的第一本传记是《陶行知画传》。真是巧合的很，著者是周洪宇。他正是我暑期参加教育部“名师领航工程学员班”首期培训的授课教师之一。
周洪宇教授出席名师领航工程学员培训系列活动并发表演讲
周洪宇，1958年出生，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也是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既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身份，也是陶行知研究会的副会长，据说曾以提倡义务教育免费而闻名，人称“周免费”。他长于宏观教育政策研究，是国家多项教育政策决策的顾问和倡导人之一。根据网络查找得知，他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历史系专科毕业生，也是这所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生。
若不是档期不合，本来也有机会在今年暑期邀请到周教授来我市给教育管理者们作宏观教育政策报告，当初与他几次的电话和信息沟通，教授态度谦和，叙述清晰，平易近人。
不过，最后也必须谈到《陶行知画传》的阅读感受：“相当地一般”。此传记，分章平铺直叙陶行知一生，配有插图，只能适合最普通的读者翻阅，也即一册普通史料集。窃以为，此书问题主要有二：
一是在“画传”署名上。说是有画，其实书中也就只有必要的插图（照片）而已，多不清晰。此虽非著者之过，多因史料和技术原因。但在文本的编排上，也未见突出“画（照片）”的丰富性和以画叙事的重要性。苛刻地说，这只能算是一册配了历史照片的陶行知传。
二是在文笔风格上。读此传记，仿佛如读社会学叙事，既无文学性，也无画面感，史料虽不少，但味如嚼蜡。或许其更适合初次认知陶行知的读者吧。只不过，大家著作，文以载道，理当呈现些文采，传递些文字的美感。
（恳请周教授见谅直言）
教育是职业，可以作稻梁谋。
但教育更是创造精神传递价值的事业，又不能止于稻梁谋，须怀揣梦想，有所坚守。
教育人追寻的收获和成就，既可以安身立命，又当植根于精神之上，泽被后生来者。
[注] 《陶行知画传》（周洪宇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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