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主人公是我老婆，我们俩人一起在广东呆了十几年，后来为了小孩的学习，当然也是受够了异乡的漂泊，后来就在2018年底回到了老家湖北省红安县高桥镇。当时老大12岁，上六年级，小宝3岁，还没有上幼儿园，是准备回老家来上学的。一是考虑学费不是很高，二是我妈在家可以照顾，然后我们俩人就可以去上班。我们家距离武汉不到一百公里，当然武汉是再就业的首选。但小宝从出生起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俩人，如果一下子都去武汉了，怕他不适应，如果把小宝带去武汉，那生活成本又会变得很高，再加上家里的薪资待遇还不如东莞。所以最后做了个权衡选择，我去武汉上班，老婆就在家里上班，好方便照顾一下小宝。
我们这个小镇其实就业机会也并不多，几家景区都己经不差什么人，而且工资也不高，街上的超市也不 高，那时候唯一条件好一点的就是镇上的红安凯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 子厂。电子厂的老板姓董，董总的全名叫董正映，是这家公司的CEO，也就是老板。这家厂是2012年建成投产的。土地是我们村的，厂房是自己建的，占地也有 几千平方吧。当时的效益还是挺不错的，老婆入职凯环后，在质管部做QC，后来兼任文员，和车间巡检，算是身兼三职，但这都是她的强项，以前在广东就是做这个，也都没多大困难，在入职三个月和五个月的时候，还分别加了两次工资，那时候看来这个选择还是挺不错的，我一般每周回家一次，倒也算稳定和谐。
好景不长，进厂后也就三个多月是准时发放工资的，后面就开始拖欠工资，开始是拖一两个月，后来严重到拖半年，今年再加上受疫情的影响，就更恐怖，连去年九月的工资都还没有发放， 这两个月一直在找公司要钱，也就只拿到了几千块，算起来去年11月的工资还没有结清，总共欠了两万多块，对于我们这种农村家庭来说，两万多块是个不小的数目。董总一个月拖一个月，每次承诺的都不算数，我心里有点着急了，觉得不太对劲。就请了一天假，带上老婆跑了一趟政府部门，这下可真令我大开眼界。我们首先去了镇派出所，说不是他们的管辖范围，后来又去了镇政府，政府工作人员说，己经在处理，但是得等公司有钱了再陆续发放。我问了今年国家不是出台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吗？结果政府的人说就算是把他抓起来送到你家里去，又能怎样，还不是没有钱，还说要找劳动监察和仲裁。我们 就又去了县劳动监察局，人家说己经有上百个人来告过了，也己经下达了处罚通知，而且还移交给了公安局，让我们去公安局和劳动仲裁。去了劳动仲裁说是要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欠薪才行，但又不说需要提供啥证据，让我们去司法局问律师，司法局的律师说是要提供上班的证据和欠薪的结算清单，而这些我们都没有，后来不死心又去公安局问了，办案人员都派出去中考值勤了，值班民警说公安局不对接我们，执行了也是跟劳动监察局对接，听完我有点心凉的回家了，折腾了一整天，啥结果都没有，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政府单位，这就是国家养的公务员，除了无语之外，又自我安慰一下，可能就是这个小县城无法无天，别的地方应该还好吧。
过了一天后，又传来了一个消息，因电子厂辞工人数太多，老板以无力生产为由把机械设备都拖到加工厂去了，而我老婆在无奈中也只能选择辞工了，漫漫讨薪路，还得继续走下去，虽然还不知道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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