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九八的十月，肆虐了四个月的洪水终于消停了，新闻上也逐渐不播报抗洪救灾的事迹了，转而开始播报全国各地有人卧轨自杀的消息了，而且卧轨者好像天天都有，外公那时候天天感慨:“今天又有三个(卧轨自杀的)，其中还有一个是兰考县的。”我那时搞不明白他们为何要去卧轨，况且被火车轧上的那一瞬间心里得有多害怕。然而，从新闻的播报里，还是有人锲而不舍的卧轨自杀。直到有一天我问外公他们为何这样做，外公说他们失业了。
失业潮一时间席卷全国，在我家的亲戚中也有两个下岗的。一个是三可楼村的我姨夫，他本来在粮店里上班，那一年的冬天，单位给了他两万元钱，告诉他说这是他工作的买断费，以后就不要再来上班了。另一个是我二妗子，她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商丘市里某出租车公司上班，被买断后，她在家开了个小餐馆。我对这个小餐馆记忆深刻，以卖炝锅面为主，一大碗一元，特别大的一碗，来这吃饭的大多是拉黄包车的和蹬拉人三轮车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受到这一年的洪涝灾害影响，造成国家财政紧张。从一九九八年冬天开始，很多单位的工资大都不按时发了。有一天，外公的侄子——一位孙六乡的退休教师来找外公，目的叫外公和他一起去民权县找县委书记讨要工资。他是外公的亲侄子，名叫俊儒，外公这个当叔的理当给侄子面子。第二天，外公就骑着自行车去孙六了，在孙六和大部队聚合后，就和他们一起骑自行车去民权了。
此时外公在三丈寺一月的工资是四百五十元，不愁吃穿，完全不操心拖欠的工资，然河南人大多以义为先，遇到这类事关集体利益的事，绝对不能缺席。外公每次去民权要先骑自行车到二十里外的孙六乡，和这些退休教师们汇合后，再一起骑自行车到三十五里外的民权县。虽然他们往县委跑了几次，但是效果不好，工资依旧不发。终于，在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他们决定去郑州市找省委书记。在他们到达省委大院时，民权县县委书记也知道了消息，县委书记马上赶到了县委，在省委大院里承诺他们说:“回去就给你们发，没给你们发不是拖欠，是因为财务弄漏了。”最后县委书记出钱雇车，把他们一个个送到家门口。这些退休教师们经过半年的奔波，终于收到了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份的工资。不久他们发现，也只是给了一个月的，余下的工资左等右等没有等来。
退休教师们又一次在我俊儒舅的号召下聚合了，又一次踏上了讨薪路。然而这一次他们往民权跑了几趟居然连县委书记的面都没见到。忍无可忍的俊儒舅在县委撂下话说:“如果再不发点我们还去省委！”县委接待他们的人说:“都有人跑到国务院了，站国务院门口说要见朱镕基，不是还没用？”最后县委的人也撂下话说:“咱们(县委)书记的工资还欠着呢。”这下退休老师们彻底心凉了，只好回孙六再想对策，然而能有什么好对策，只能节俭节俭再节俭，实在不行了再厚着脸皮去邻居家借。那一年春晚，小品大师黄宏的一句“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啊”一跃成了最流行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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