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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棉花
父亲属兔，可四爷说父亲属“驴”。他一生命运多舛，却桀骜不驯。
“你爸当年是全村唯一一个高中生，本来是块读书的好料，却被你爷爷害了……”四爷告诉我。
爷爷过世那一年，父亲刚好十七岁，本来学校推荐他去上大学的，但由于爷爷历史不清白，曾经信“弥勒佛”，被以“一贯道”的罪名关死在了监狱，受他的牵连，父亲被勒令回家务农。
因为捡不回爷爷的尸骨，奶奶哭瞎了双眼。大伯倒插门到外地后，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的父亲理所应当地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和主心骨。上有疾病残身的奶奶，下有不谙世事的小叔、小姑，父亲强忍年少丧父的悲痛，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
“学门可以走四方的手艺吧！咋都比你在生产队捣鼓泥巴挣工分强……”四爷一向最疼爱父亲。
“我老汉儿的老路我才不走！你那牛鬼蛇神的东西，我可不敢沾！”父亲对四爷的话非常排斥。
“谁叫你学我了？我有个远房亲戚是棉花匠，在城里弹棉花，你去当学徒，挣工钱抵工分，肯定比你在生产队干活划算得多！”四爷对父亲的不知好歹大为光火。
父亲骨子里倔犟得很，他不轻易服输，也不轻易求人。哪怕就是德高望重的四爷，他也经常顶撞。刚挑起千钧重担的他凭自已的一只笔和一架算盘在大队里硬是“横着走”了一段时间，可现实就是现实，越是贫穷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越是自私、狭隘，因“窝里斗”的歪风盛行，父亲不得不迅速败下阵来。父亲先后当过记分员、会计、保管员、基建指挥部文书……但一年下来，拨公家的算盘珠子好拨，拨自已的算盘珠子心寒，由于勇子他爹官大一级压死人，作为生产队长的他忌贤妒能，处处给父亲挖坑，处处掣肘父亲，出门不给父亲开证明，请假不给父亲批条子，加班不给父亲记工分……父亲一年的努力只能解决全家人半年的口粮。
“在那个天天饿死人的年代，理想算个屁，尊严算个屁……”。父亲若干年后说这话时依然咬牙切齿。
庆幸四爷抹下老脸替父亲向勇子爹既赔礼又道歉，父亲才逃离了那个曾让他热血沸腾又黯然神伤的地方。父亲头脑好使又肯吃苦，才和四爷的那个亲戚学了半年，就出师了。弹棉花也是重体力活，一是工作时间长，每天必须早出晚归；二是灰尘重，容易得肺病；三是时间长了会变成“驼背”。
父亲在整个工坊里是出了名的要钱不要命的“高产能手”，因为工资是记件制，父亲为了多增加收入，几乎天天都在加班，一年下来，他给生产队上缴的工资折合成工分要高别人两三倍。
后来听四爷讲，父亲拼命的挣钱，先后给奶奶买了棺材、给小姑置了嫁妆、帮小叔成了家，还把母亲娶进了门。
父亲对家庭的贡献有目共睹，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他自己知道。年青时身强力壮、一表人才的父亲三十多岁时得过肺结核，四十出头背就驼了……父亲秉承四爷的善良，带了好几个徒弟、帮了好几个家庭。再后来，父亲把手艺传给了大哥。
由于弹棉花这门手艺在最困难的年代拯救过我们一家，父亲爱它胜过于爱自己的命，以至于他从一而终，弹了一辈子的棉花。
80年代中期，父亲省吃俭用从弹棉花挣的钱里硬是挤了一笔钱买了全寨子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90年代中期，父亲农忙时在家拾掇庄稼，农闲时都在外地弹棉花挣钱补贴家用。哥哥、姐姐，包括我结婚时用的被褥无一不是父亲一手一脚做出来的。
“幺娃子参加工作了，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你就把这张弓和这把槌拿去吧……”在我师范毕业的那年，五十多岁的父亲终于把陪伴了他半生的弹棉花的“家档”交给了大哥。
大哥年轻气盛，一心想把父亲的手艺发扬光大。在接过父亲的担子不久，他就自立门户，在县城租房摆摊，当起了跷脚老板。由于思想活络，敢闯敢干，大哥花了两年的功夫就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同行业中成了名副其实的佼佼者。
一个周末，我邀单位一位姓何的同事到大哥铺子上喝酒，他给大哥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在省城的一所民办中专当副校长，他们每年都要招一千多新生，购置一千多套被褥。
“何老师，你帮我把这单生意揽过来，当哥的天天请你喝酒！”大哥显然是对这笔庞大的生意感兴趣了。
“哥，见外了！就是不喝你的酒我也必须帮你把这事办成！明天我就邀他过来。”我的同事虽然喝高了，但说话时仍然有板有眼。
同事是个性情中人，说到做到，第二天果然把在省城当副校长的同学约过来了。
副校长姓张，一米八的大个头，一身笔挺西装，皮鞋擦得锃亮，右手中指上带个金戒指，过滤嘴香烟从不离口，“大哥大”手机从不离手……
由于这个人派头十足，言谈举止充满戾气，和校长的身份一点都不搭。我对他莫名其妙的没有一点亲切感。
“先不谈生意，你哥老官先到我们学校考察一下再说吧！”。接受了大哥的盛情款待，吃饱喝足的张副校长甩下一句话就回省城了。
“这个人见多识广、财大气粗，看起来很有实力！”大哥说话时还沉浸在愉悦之中。
“实力是喝顿酒、吃次饭就能体现出来的吗？这个人装腔作势，既不谦虚又不稳重，我觉得有点不靠谱，这么大的生意必须三思而后行啊！”父亲反复叮嘱大哥。
“幺弟，你书读得多，介绍生意的何老师又是你的同事，你来拿个主义！”大哥把“球”踢给了我。
“他不是叫你先去学校考察吗，我们抽个时间把何老师约起到学校看个究竟再说”。父亲和大哥都很赞同我的意见。
第二个周末，父亲、大哥、何老师和我一大早就踏上了去省城的客车，经过六个多小时的颠簸，到达张副校长的学校时已经夜幕降临。
吃过晚饭，张副校长执意要带我们在学校附近转一圈。省城的繁华景象令人目不暇接，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潮涌动，似乎每一刻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活力和魅力。赶了一天的路，舟车劳顿的我们哪有心情欣赏这样的美景……
“张校长，明天考察完学校，我们还要赶回去，今天早点休息吧”父亲说。
“要得！要得！那你们早点休息，我们明天上午见”张副校长安顿好我们就离开了。
“明天我们重点要看学校有没有营业执照、目前有多少教职员工、有多少学生就读……”睡前，父亲再次提醒大哥和我。
第二天张副校长带我们相当于是把学校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弄清了父亲交代的几个问题，我们还和学校的“一把手”——黄校长见了面。黄校长介绍得可详细了：办学理念、办学宗旨、近期目标、远景规划………他巧舌如簧，说得我们一行四人口服心服。
一星期后，张副校长就和大哥签定了购买1000套被褥的合同。大哥虽然在同行中算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毕竟不是大作坊，生产能力有限，要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1000套被褥的生产任务，是完全不可能的。
“唯一的办法是我们再增加几个大师傅”大哥说。
“你铺子就那么大，人手多抵屁用！”父亲不赞同大哥的想法。
“要不，你们把另外几家熟悉的铺子的货全包了，中间拣个差价”我也在一旁出主意。
最终父亲和大哥综合了一下大家的意见，一方面在自家铺子增加两个大师傅，一方面以垫资购买的方式预定了四个铺子三个月内生产的所有产品。
为了凑齐七八万的垫资款，父亲借遍了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 为了最大限度控制成本， 赋闲了很久的父亲不得不再次出山，从操旧业当起了大师傅。既要催进度，又要保质保量，既是监工又是员工，由于压力太大，父亲累得先后进了好几次医院。胃病、腰椎病把父亲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为了钱自已的身体都不爱惜，你掉钱眼啦？”母亲问。
“你放心，死不了的！”父亲强装笑颜回答。
母亲的不满并未影响父亲继续拼命。三个月下来，1000套被褥真的整整齐齐码在了大哥租的仓库里。
张副校长打来电话，催促赶快交货。为了押货，父亲、大哥和我再次踏进了省城。按合同约定，学校收货后应付一半的货款，等开学把被褥转卖给新生后，付清另一半货款。
“学校这几天做开学前的准备，忙得要命，会计和出纳都在外参与采购，货款今天就不付了，等开学一个月后，我们一次性给你付到位！”张副校长的话软中带硬，不留任何余地。
“我们小本生意，时间上拖长了要拖垮……”大哥明显对张副校长的做法不满意。
“一个月时间算啥拖嘛，你放心，到时一分一厘都不差你”张副校长仍然不松口。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按张校长说的办，一个月就一月！”看见大哥和张副校长剑拔弩张，父亲赶快插话解围。
在回来的路上父亲一言未发，好像预感到了什么。大哥一直在算账，张三应付多少、李四应付多少，支出了多少、应收回多少，本钱是多少、利润是多少……他算来算去算了半天也没算出个名堂。
“你还利润是多少，怎不好我看本钱都要怎泡汤！”父亲的一句话让气氛突然凝重起来。我们三个人看似默不作声在闭眼休息，其实都心事重重，一夜未眠，赶回县城时已是第二天清晨了。
一个月后，打了无数次张副校长的电话，都未打通。大哥火急火燎赶到省城时，那个所谓的学校早已人去楼空。我找我的同事给张副校长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后来，父亲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事情发生后，大哥承受不了巨大的打击，天天用酒精麻醉自已，偶尔控制不住情绪时，还要干点寻死觅活的事，貌似精神失常。父亲也再次病倒住院。在整件事情中，因为我是“穿针引线”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我好几个月不好意思回家。
再后来，从派出所得知受骗的不只我们一家，所谓的张副校长和黄校长都是诈骗团伙的骨干，他们携款潜逃的事已被立案侦察。
八万元当时可以在县城买两套商品房。对于一个还在住土坯房的农村普通家庭来说，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吃一堑，长一智吧！欠亲朋好友的钱一分也不能少！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万事都应朝前看，只要有信心，就一定有希望！”父亲对大哥说的话虽然饱含温暖，却又句句扎心。
父亲和大哥整整用了五年时间才还清所欠的债务。五年里，因没如期拿到欠款，几位债主相继堵过我家大门；五年里，因为内疚，我有两年没敢回家过年；五年里，大哥为了抓两个骗子，跑遍了全省各地；五年里，父亲因操劳过度，胃病和腰椎病不知复发过多少次……
“虽然骗子一直没抓到，货款一分没拿回，但我们还是拼命还清了所有的债务！我们做生意丢了脸，但我们做人没丢脸，我们终于可以抬起头做人了！当然，我也该休息了……”在一次家庭会议上，父亲正式宣布结束“棉花匠”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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