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02
作者：岳南 杨仕
明定陵自1590年建成至今已四百余年。
四百载沧桑岁月，这座宏伟瑰丽的皇帝陵寝，正如它极富传奇色彩的主人——万历皇帝，像迷雾般散发出让人不解的谜团：
一个幼年极端聪颖并颇有大志的皇帝何以在刚刚步入黄金时期就为自己修筑陵墓？一个皇帝对一个女人的爱何以近四十年始终不渝，以至为她引起的“国本之争”，差点断送了大明江山？这个皇帝又何以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使大明帝国江河日下，岌岌可危？
考古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用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
古城古堡、洞穴废墟、居住村落、建筑遗址等等是一类，而更多的则是墓葬。
社会向前发展，各个时代的埋葬形式也随之发展演变，葬制、习俗、随葬器物千差万别，如果把它们一个个完整地挖出来，按时时代、地区加以排列比较，先民们走过的路，就成了看得见摸得到的形象逼真的历史。他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包涵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再加上部落、民族、地区相互间的交往、学习所构成的物质文化，会不会就是我们今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源呢？
考古，是在寻根。
寻人类的根、民族的根，寻我们的文明之根、文化之根。
定陵是帝王陵墓，封建帝王以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营建陵墓，埋葬自己，其规模极其宏大。
陵墓作为建筑而言，包括了对生与死的认识，对周围环境，所谓“风水”的理解、运用，同时涉及选址、布局、设计、测量、施工等诸多实际问题，出土器物，又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等相关。一个地下宫殿，不仅仅是皇帝生活的再现，也是明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是祖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如能将其完整挖掘出来，对出土器物进行修复整理、妥善保存并展示出来，再对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阐述，无疑是对祖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考古发掘的揭露过程，遗迹遗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这方面看，任何发掘都是对遗迹遗物的破坏，古今中外皆如此。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在于采取最妥当最严密最科学的方法，使这种损坏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这个原则来看，定陵的发掘，年青的工作队经受住了考验。
按照考古常规，发掘工作完毕，只是完成了全部工程的一半，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出土器物进行整理，写出全面的发掘报告，这才是全部工程的最后结束。
但定陵的发掘却不是这样的，发掘工作完成后，工作队解散，各自回到原单位或下放劳动。工作队解散后，定陵博物馆建立，开放参观。
20多年过去了，最重要的研究报告，一直未见踪迹，中外学术界对此疑惑不解，盼望、催促与责难……渐渐化为失望、质疑。
如果一座陵墓或一处遗址，只将里面的器物或原貌呈现出来，不作任何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未能从中清晰地窥视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风貌，考古发掘有何益？
历经十年浩劫，有些事，不能说，没法说。
1956年开始发掘，1958年被迫回原单位和下放的工作队成员，心里有多少无奈和愤慨，我们只能在书中的字里行间细细体会。
1979年，一切慢慢变得清明，当年迫不得以被解散的工作队负责人极力主张，将之前未进行的另一半工作，继续下去。
物是人非，参与发掘的老一辈考古学家，大多已经作古，让人唏嘘遗憾。
当年参与工作的年青一辈，开始整理定陵器物、编写报告。
让人痛心遗憾的是，有些器物已经面目全非，万历皇帝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被野蛮焚烧，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朱漆棺椁被随意捣毁丢弃。损坏没有发生在发掘之初，而是发掘之后，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
30多年后，夏鼐所长说了句不无遗憾的话：如果现在挖，后果会好些，再推迟30年也许更好。
时过境迁，他与郑振铎当初一再反对发掘的含义和后来上书请求制止再挖皇陵的良苦用心，才被证实是对的。
凯罗·纪伯伦说过：当你们中间有人跌倒的时候，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的，是一块绊脚石的警告。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过往对于我们，都是深刻的启示。
失去的，永不再有。
现存的，应该珍视。
我们五千年的古老文明，需要我们守护好，肩负起，同我们的祖国一同走向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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