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写下这个题目，心底倒抽冷气。难道人真有所谓的命。每个人自出生起,身上就绑缚命运的绳索，无论在成长过程中作怎样任性的飞翔，以为能够挣脱命运的束缚，可当你伫足回首时，却发现飞出再远距离也仅仅只是尽那条绳索的长度，而它却随时可将你拽回起点，消解你昨天、今天、明天——全部的意义。那么，这个将你紧紧地攥在手心的命是什么呢？王晓明说，是你当初诞生的时间和地点。
一个人诞生的时间和地点为什么就是他的命？难道说生辰八字里真有所谓深藏的玄机。王晓明不是算命先生。读完全书，是经过反反复复地深思热读之后，我终于明白王晓明所指的“诞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包含着家族血统、文化传统、地方习俗等等构成一个人性格的先天要素，它们也影响着他的精神气质、思维模式以及价值取向的养成。后天所受的教育或许能对它们进行提升和矫正，但无论我们怎样刻意改造，先天的性格仍会在我们不经意中自然流露，或在非冷静的状态里卷土重来，颠覆我们努力修养的成果。这时，我们会感觉是在遭受命运的戏弄。
鲁迅出生在一个偏僻的江南小镇。胡适先生说，越偏远的地方越保守，故而“礼失求诸野”。相对于北方的权力中心而言，鲁镇就是礼教传统保持得较为原生态的“野地”。根据长幼有序、孝悌仁爱的宗法制度，作为长子长孙的鲁迅，从出世那一天起，就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独立存在，他必须，至少是肉身与这个家族粘连在一起，供奉它、养育它，做那吃人礼教的祭品。在个人的幸福上，他几乎没有选择权，一切均以服务大家庭的繁衍为要。家道中落后，未成年的鲁迅就已被立为家庭的顶梁柱，默默地去承受社会的歧视、侮蔑。在婚姻上，他也只能顺从母亲的经济联姻，娶了一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女人。在日本，他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写下了“我以我血寄轩辕”的壮志，可当光复会派他去当刺客时，他却顾及母亲的赡养问题，而成了一个革命的不彻底者。当初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远行日本，十年后，对个人前途的种种抱负打算尚未来得及实现，却为了全家的生计而不得不返回故乡谋生。他在北洋政府任职，那时政局动荡黑暗，文人皆以做官为耻，纷纷辞官，可鲁迅却为了负担家庭而不得不做官，还一做就做了十几年。这也成了他的敌手们攻击他的软肋，他也自知是有背文人气节而嘴软。在上海期间，他一直领着国民党的工资，骂国民党腐败，又背上了“吃人家还嘴硬”的无赖名号。而与许广平同居后，虽然弟弟们都已成家立业，大家庭的经济负担减轻，但面对娇妻幼子，积下几个钱的念头又成了他新的经济负担。或许就是因为背负着伦理和经济的重担，使得他在精神成长上不能做到完全撇开手去，仍要屈从于生计，忍受心口不一的煎熬。他内心种种的委屈苦闷，都通过对礼教地批判与呐喊来宣泄。一个臣服于礼教的牺牲品，又是一个反抗礼教的先锋斗士。各种极端矛盾集聚在他那矮小而病弱的身体里，撕裂着他，扭曲着他。
鲁迅出生于一个仕宦乡绅之家。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其祖父周介孚曾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自小受书香门第的熏陶，成就了鲁迅的文学才华。但是也将中国三千年的文人传统根植在他的血液里。中国文人传统缺乏独立的精神评价体系，他们只有参与社会政事，才能从社会价值的实现中找到人生坐标，这也决定了中国文人重功利、重世俗的一面。鲁迅与贾宝玉都有过从王子到贫民的人生巨大落差，所不同的是，贾宝玉在富贵温柔乡中就已视荣华富贵为幻境，以至于在落魄之后，看空一切最终归于空境，对境遇的反差表现得不像鲁迅那么敏感。而鲁迅则不同，富贵时他习惯于那种高人一等的地位，败落后，他就从周围人态度的反差中刻意放大着种种耻辱，生起对人群的怀疑、敌对的心理。鲁迅是非常要强的，而这种被人踩在脚下的耻辱感，又给他的要强增添了一份复仇的情绪，于是功成名就的欲望就愈加浓重急迫了。而这欲望又加重了他肉身的负担，阻碍了他的飞翔。
对于鲁迅前期的矛盾挣扎，我不想多谈。年轻时，追求热烈的人生也是情有可缘，他也的确创下了文学的辉煌。我唯一惋惜的是鲁迅在上海最后九年的光阴，他似乎在这花花世界里乱了阵脚。他是那样害怕成为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他认真阅读马列主义，翻译马列主义著作，他不甘心被新兴的潮流摒诸河岸，不甘心被人视为落伍，然而他却做不到转用马列主义的新时调来发表观点，所以，他又被新兴的无产阶级视为守旧的破落户，遭到左翼联盟的攻击。而另一方面，他很想沉下心来系统地做些学问，他一直想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变迁史》、《嵇康传》，可他却怎么也静不下来钻故纸堆，归根结蒂，他心神不宁。我十分不解，为何能在绍兴会馆埋头抄十几年碑文的他，到了老年却反面静不下来了。思来想去，还是红颜之祸。许广平是个很热衷社会运动的人。耶稣说，人的父母兄弟妻儿是他肉体的延伸。你想清心寡欲过一生，但若你的爱人想要热烈的人生，你也只有强打起精神去满足她。鲁迅后期的文字干巴巴的，急促、短小，那种从容的笔触，幽默的智慧已然不见。
这篇文章，我只捡鲁迅重世俗的一面谈。我想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前提是必须割舍那些将你拉向深渊的肉身欲望。割舍了人欲，也就挥刀斩断了捆缚你命运的绳索。这样，你就可随风飘到山高水远的神仙之地。我不知道仙境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仙境是何种滋味？但若从文学的精彩来说，莫过于像鲁迅这样深陷于灵肉挣扎的清醒者，书写的文字最耐人寻味，因为他写出了人性普遍的困境。伦理责任和中国文人的功利心是捆缚鲁迅的两大绳索，鲁迅一生都在承受着这两大绳索炼狱般的折磨。从某种程度说，鲁迅是另一个耶稣，他用孱弱的身躯去尝试人间的各种病症，然后用文字解剖给你看。
很感谢，王晓明老师为我刻画了一个世俗的鲁迅。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道德审判者。他分明就活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样在深重的生存危机中苦苦挣扎，甚至体味得比我们更深刻。
也有人认为这本传记写得不够客观，与其说王晓明在为鲁迅作传，还不如说他在借用鲁迅的躯壳解剖自己。但这不正是写作的真义吗？我们都是透过个人的经验来解读世界，任何题材的写作无不都是自传，唯自传才显现出写作的真诚。但我们又不能毫无遮拦、赤裸裸地当众打开自己，需得找一个替身出场，写作时躲在替身的背后就能无所顾忌地畅言。这既是出于自我保护，也合乎艺术创作的规律。若没有替身，那打开自己的写作就相当于在人前裸奔，你总会下意识地去遮掩，或是将已有的定论强加给读者，如此便很难做到客观理性地书写，也很难深入地发掘自己，看清自己的真实。有了替身，作者就找到了跳出自我来审视自我的视角，这是一种内向持续地发力，不依不饶、克己复礼，用替身的经历来充实自己，也用自己的经验来丰满替身。而在裸奔式的写作中，作者是停止成长的。于读者而言，替身也起到了一种参照和传感的作用，读者能从替身上照见自己。而裸奔式的写作，读者也许会始终抱着旁观者的心理，难以产生代入感。
可以说，一个人写作的动机，决定了作品对读者产生的效应。王晓明在这部传记中全然放松地打开自己，走向人性的深处，发出带有普遍性共鸣的感慨，也让我从中体悟到人性的无奈以及这份无奈的可贵。这是我目前为止，所读过的十几部鲁迅传记中最打动我，也是令我深受启发的一部。它或许不是真实的鲁迅，但却是我们（我与王晓明）的鲁迅。
写于2015年1月27日，改于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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