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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比我大十岁,她结婚那年我才十二岁。大姐从小对我疼爱,有好吃的总是留给我;我每每被人欺负,也都是大姐为我出头。听大人们说姑娘大了,总归要嫁人的,可我不希望大姐出嫁,希望大姐一直陪着我,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大姐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发现母亲的眉头也越来越紧了,莫非母亲同我的想法一样,也不希望大姐嫁出去?
有一天,姨妈拿来了布票和钱,拉着母亲的手说:“姐姐,去做两条新被头吧,也算给姨侄女添份嫁妆。”母亲的脸上有了笑容。
母亲从镇上买回了一红一绿两条被面,招呼着父亲和大姐小心翼翼地展开。我也伸出手来想在柔软的被面上摸一摸,但被母亲制止了,她朝我白了一眼,笑着说:“小孩子不要乱摸,这是姐姐的嫁妆。”大姐在一旁红着脸笑着,手里不停地摆弄着她那又粗又长的辫子,眼睛也笑成了月牙儿。
见我盯着她看,有点不好意思地瞪了我一眼,撂下一句话儿“我干活去了”,就转身跑出去了。
四月天,春风和煦,路边的小草绿油油地探出头来,一群鸭子在门前的小河里“嘎嘎嘎”地叫着,仿佛也知道大姐要出嫁似的。那天一早,我哪儿也没去,静静地坐在屋里,等待迎亲队伍的到来,等待接大姐的花轿上门,我要骄傲地做一回舅老爷,到男方家去吃喜宴。
见母亲没有上街买菜,我不由问道:“妈,大姐今天出嫁,怎么家里没有亲戚来呀?”母亲摇摇头咧了咧嘴说:“亲戚都忙,不来了。”我不敢多问什么,偷偷溜到了大姐的屋里。大姐胸前戴着大红花,头上扎着红头绳,村里几个要好的姐妹,正在帮大姐整理嫁妆。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始终不见接亲的人来。我几次跑到弄堂口,也没有看到敲锣打鼓的队伍。
再回到家里,见几个小姐妹围着大姐。大姐低着头,旁边的姐妹给她递上手绢。大姐哭了?我心里想着又不敢问。难道姐夫变了心不成?这不可能,姐夫和大姐是同龄人,他们俩从小要好,长大了就更般配了。那为啥姐夫不来接姐姐呢?
我又跑到弄堂口,伸长脖颈四处张望。有个叫王婶的从院门口探出大半个身子,对我说道:“小家伙,别望了,你姐办的是集体婚礼!赶快回去吧!” “啥?集体婚礼?” “这是你阿叔的主意!” 提到阿叔我不再吱声了。从我记事起就知道阿叔是大队书记。看见他,我总是躲得远远的,好像阿叔是吃人的老虎。
回到家,见母亲低着头一声不吭,眼睛红红的。我站在母亲旁边,也不敢出声。 “妈,我走了……”大姐走到妈身边,声音有点打颤,母亲点了点头。
大姐捂着脸,在几个小姐妹的陪同下,走出了家门。望着一群人走出去,我突然撒开脚丫子追出去,拉住大姐的手不放。大姐蹲下来,用手绢给我擦擦眼泪,也许还有鼻涕。大姐疼爱地摸摸我的头,轻声对我说:“好弟弟,赶紧回去,等大姐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母亲来了,双手绕过我的脖子夹住我的小身板,对大姐说:“快走吧,别误了时间!”姐姐点点头,猛地转身大步向前,其他姐妹也紧跑几步,“走慢点儿,别摔了……”母亲还撵着她们跑了一段。 看着她们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尽头,我抬头看向母亲。母亲拉起嘴角儿,挤出一丝微笑,“走,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
——这一幕过去有几十年了,但每每想起,心头总有一种酸酸涩涩想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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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此文已刊登在江苏省《现代快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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