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官僚集团的起源与传承
一、前 言
二、起源：从陈贾“禁伪学”谈起
三、官僚集团的传承
四、光宗朝的官僚集团
五、刘德秀的自叙
六、姜特立——官僚集团与皇权
七、总 结
刘三杰《论伪学党变而为逆党，防之不可不至》一疏即其明证。在庆元三年的这次举动是因为皇权的巨大压力而做出的策略的调整。仅靠“伪学”的掩饰已不能彻底清除理学士大夫，他们造出“逆党”之说激起皇权的自卫本能，充分体现了官僚集团在政治上的主动性以及对皇权的最大限度的利用。
庆元五年臣僚一篇关于“辨治”的奏疏充分说明官僚集团并不是韩侂胄任意摆布的“鹰犬”，是在无法用“逆党”做挡箭牌时为对皇权方面“救偏建中”的要求只能用“辩治”之说加以阻遏，这是官僚集团在无可奈何之余所想出来的一种拖延对策。
李心传评论此疏透露出两点最重要的是背景事实。第一，“禁伪学”确是官僚集团的一贯主张，假借侂胄的皇权而取得法律的效力。第二，“建极用中”即“救偏建中”，侂胄事前已知皇太后停止追究理学集团的提议，在赵汝愚死后，有意逐渐开放党禁，但因官僚集团抗拒甚力，一时不能付之实践而已。所以坚持“禁伪学”的只能是官僚集团的集体行动，最后一个领袖何澹罢职之后，解禁才真正开始。
《韩侂胄传》中记载了韩之所以与官僚集团发生分歧而主张“主建极用中之论”，他的势力依附于皇权，庆元二年“救偏建中之意”使他在即便同情官僚集团的情况下也不得不以皇权为最高利益为依归。
官僚集团与韩所掌握的皇权在最初两三年因共同利害而结成同盟，在赵汝愚死后，双方利害越来越不能一致，以致分道扬镳。官僚集团并不完全是皇权的附庸，更不是韩侂胄个人的“鹰犬”。
庆元六年朱熹去世时，理学集团早已“风流云散”，官僚集团也随之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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