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有个问题，“在哪个瞬间，你觉得自己长大了?”
其中有一个高赞回答：“可能是从不能随意诉说自己的困扰，随意发泄自己的情绪开始吧。”
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不值得倾诉自己的苦恼。但是，当有苦恼时，有几个人能把它埋在心里呢？每个人的情绪都需要一个宣泄口。
契诃夫笔下的约纳就是这样一个人，约纳生活在19世纪的俄国，他的妻子早就死了，儿子也刚生病死了，女儿又远在乡下，他特别想和别人倾诉自己的苦恼，可是，他连一个倾诉的对象都找不到。
约纳的故事只有4000多字，用词简单、凝练，却足以显示出当时沙皇俄国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的冷若冰霜。
这部小说发表于1886年，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它是契诃夫最佳的短篇小说之一；高尔基评价它“真实生动”。在《苦恼》中，契诃夫高度淡化了情节，只截取日常生活片段，凭借描绘和刻画真实的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出重要的社会现象。
他既把底层社会的悲哀和凄凉通过客观地描述，展现给读者，又表达了自己对底层人民的同情。
01 约纳四次诉说自己的苦恼，却四次被拒
小说一开头，就说出了约纳的诉求。暮色降临，约纳还没有拉到一趟生意，大雪落在了约纳的身上，厚厚的一层，约纳看起来就像是个幽灵。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与其说约纳在等着客人，不如说，他在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他都没能达成。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一个穿着风帽军大衣的军人，冲约纳喊道。约纳想和军人诉说自己的苦恼，他回过头去，对军人说：“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军人顺势问道，他害的是什么病？约纳本想和军人倾诉自己的苦恼，却发现他闭着眼睛，分明对他要讲的话不感兴趣。
约纳不敢多说什么，他把客人送到目的地，心里还在想着儿子的事情，就在一家宾馆旁边停了下来，蜷缩着身子，湿雪把他和他的马涂得满身是白，他一动不动地在那就这样呆了几个小时。
这时，对面又来了三个推推搡搡的年轻人，他们来到约纳的车前，上了车。三个人在车上胡说八道，约纳时不时地回头，看看能不能插上话，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了一下，约纳说道：“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车上的矮个子满不在乎地说：“大家都要死的。”可是，约纳很在乎儿子的死。他的妻子死了，儿子也死了，可是他却活着。他回过头去，还想说什么，却发现已经到了目的地。
就这样，约纳第二次想找人倾诉自己的苦恼，又失败了。他的苦恼在用力地撕扯着他的胸膛，他必须找个人倾诉，不然他会疯掉的。
这时，约纳看见了一个扫院子的仆人，他想，他们都是穷人，也许他愿意听听自己的苦恼，于是，决定上前攀谈一下。
可是，扫院子的人根本不想和他说什么，约纳无趣地走开了。接连被几个人拒绝，约纳受不了了，他决定回大车店休息。
回到车店，一个年轻的车夫从睡梦中醒来，正想喝水，约纳不愿放弃这个绝佳的倾诉机会，他自顾自地说了起来：“我的儿子死了……”
他看了看年轻车夫有什么反应，却发现，他已经盖好了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
就这样，约纳忙碌了一天，却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于是，他来到了马棚，把心里话统统对马讲了。
《林徽因传》中有句话，“人的一生要经历太多的生离死别，那些突如其来的离别往往将人伤的措手不及。”
儿子突然离去，约纳无法接受。他认为死神找错了人，应该死的是他，而不是是他的儿子。他痛苦万分，内心忍受着煎熬，他想向别人倾诉，缓解自己的痛苦。
但是，约纳最应该向自己寻求帮助，而不是别人。向内求助，找出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打开自己的心结，才能走出自己的困惑。
相反，如果一味地向外界求助，得到的仅仅是别人的安慰，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最后苦恼还会存在。
02 两大原因，揭示约纳为何被拒
19世纪末的俄国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下，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无论是维护者统治阶级军人，还是和约纳一样，同样处于社会底端的“边缘人物”，都变得麻木不仁。
首先，军人和三个年轻人是专制制度下，统治者阶级工具的化身。沙皇的专制，让他们变得趋炎附势，对统治阶级溜须拍马，对下层人民根本不关心。
我们可以想一想《变色龙》中的奥丘梅洛夫，他就是这种典型的人物。一条小狗咬了赫留金一根手指。奥丘梅洛夫“正义凛然”地说要教训那些把小狗放出来的老爷们。但是，随着大家猜测小狗主人的变化，奥丘梅洛夫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随之几番变化，他“变色龙”的形象跃然纸上。
契诃夫借用《苦恼》中的军人和三个年轻人，讽刺了当时俄国的不良社会风气，赤裸裸地嘲讽了统治阶级。就像军人表面上关心，约纳的儿子为什么死了，可是，当约纳向他倾诉时，他却漠不关心，丝毫不感兴趣。
而三个年轻人，在车上讨论着他们花天酒地的生活，更是不关心赶车的约纳，他们认为“大家都要死的”，丝毫体会不到约纳的丧子之痛。
契诃夫截取了约纳赶车的生活片段中遇到的这两组“上层人士”，他没有描写他们的心理活动，但是，读者从细节中，体会到了他们的冷漠、自私、没有同情心，嘲讽了19世纪末期，俄国冷酷的社会现状。
其次，对于和约纳一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人物”，无论是扫地的老人，还是马店的年轻车夫，物质的匮乏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如何活下去上。他们填不饱肚子，经常有了上顿没有下顿，每个人都在为能够活下去而挣扎，他们没有任何的精力去关心别人。
作为成年人，约纳连养活自己一个人都成问题，更何况是那些需要供养一大家子的成年人呢。连生存都是一个问题，人们只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如何活下去”上。
而且，在专制制度下，人们精神紧绷，生活得战战兢兢。于是，为了自保不受伤害，人们把自己的内心蜷缩起来，变得麻木不仁，彼此间互不关心。这时，谁又会关心一个陌生人诉说自己的苦恼呢？
法国作家西蒙娜.薇依写道：“倾听一个处于痛苦的人，不仅十分罕见，而且非常困难。倾听他人痛苦，要求倾听者保持冷静，有很强的的共情能力。
可是，生活在19世纪末期的“底层人民”，他们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既要忍受沙皇的专制统治，饱受精神的摧残，又要忍受饥饿的考验。
处于底层的人民，他们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痛苦，当自己都无法消化自己的痛苦时，我们又怎能指望他们来帮助一个陌生人排忧解难呢？
所以，在当时的俄国，无论是社会的“上层人士”，还是处于社会底端的“边缘人物”，他们都不可能倾听约纳诉说自己的苦恼，更不可能对他的遭遇产生同情。
03 现代人为何读《苦恼》
契诃夫的《苦恼》，围绕着主人公约纳，在丧子之后，想找人倾诉的故事展开。但是，即使这么小的愿望，他都没能实现。
一方面，这是由于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造成的，另一方面显示出了当时的人们对他人的遭遇没有同理心，无法产生共情能力。
共情能力，指的是一种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从而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
心理学家指出，婴儿在一岁之前的所有欲望，都应充分满足，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长大后会有更强的安全感。满足婴儿的欲望，也就是共情婴儿的需求：想他/她所想，满足他/她所要。
共情婴儿的需求很容易做到，但是，共情一个成年人就不那么简单了，它要求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能够做到换位思考，真切体会他人的感受。
在社会中，如果人们有共情能力，社会便会出现很多正能量。今年疫情期间，一张医护人员刘凯陪新冠肺炎患者王欣老人看夕阳的照片刷遍了朋友圈。
87岁的王欣老人，在此之前，已经住院一个月之久，他对医院窗户外的风景向往已久。作为医护人员，刘凯懂得老人的感受，于是，他愿意驻足陪老人欣赏夕阳落下。王欣老人康复后，也提到，这是他看过最美的夕阳。
这张照片之所以在朋友圈疯传，也是因为全国人民共情了刘凯的感受，并对他的这种行为表示赞赏。
因为有共情能力，所以我们能理解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的人，倾听他们的苦恼，并尽可能地帮他们一把。因为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冷漠，而是温暖。
因为理解，所以善待；因为慈悲，所以体谅。任何人都不会脱离群体而存在，贫穷的人需要帮助，正在经历苦难的人需要有人拉一把。
就像契诃夫一样，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充满了同情，而《苦恼》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反思：学会换位思考，体会他人的感受，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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