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富 | 父母已回到自己家中

李克富 | 父母已回到自己家中

昨天上午把父母送回临淄，下午又赶回青岛，几乎马不停蹄。忙碌冲淡了我内心没能让父母多住几天的沮丧，父母更是有种从监狱里刚被放出来般的兴奋，要比刚到我家时强烈很多。

来时高兴，去时更高兴。

两头都高兴也是我所期望的。谁不希望有个好的起点又有个好的终点呢？当然再有个好的过程就完美了——如果真有完美的话。

我认为好的终点要远比好的起点更重要。如果只能二选一，我相信多数人会选择白头偕老而非恋爱时的美好，我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合伙创业时打打闹闹但最终却把事业做大做强了。同样，对多数人而言，会在童年幸福却老年悲惨和童年不幸却老年幸福之间选择后者。

幸运的人生可以是起步艰难但结局一定得美好，老年的幸福才是幸福的人生。这种人生，过程虽有起伏但整体是上坡，芝麻开花节节高；而不幸的人生则正好相反。我这样说，并不否认有出于心理防御而给自己出身的不幸以合理化的成分，但毕竟上坡总比下坡好——“人往高处走”。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阿伦森效应。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父母的人生是上坡、是往高处走、是幸运的。

我父亲年幼丧父，我母亲年幼丧母。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我父母的结合，使两个家庭——包括了鳏（我姥爷）、寡（我奶奶）、孤（我父亲）、独（我姥爷）这四种人世界上穷苦而无依靠的人——连在了一起。

何其惨也！

父母受过的苦我没必要问，因为小时候大都见过和体验过。好在我们家一直苦的比较稳定，穷的也比较稳定。稳定很重要。对那时的农民而言，受苦是常态，最怕的是家人或家庭出现变故，比如有病，尤其是主要劳力因病致残或死亡。我邻居家一个大爷40多岁时据说因洗冷水澡中风，从此只能整天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提着个撑子（马扎子）到处闲逛了，而养活他和四个孩子的重担就只能压在我大娘一个人身上。

我父亲身体很棒，很能干，唯一一次住院是我高考前夕得了阑尾炎。我母亲的身体更棒，更能干，干各种农活都很少被当作“半劳力”对待，还不曾有过住院的经历。我哥哥初中毕业就能挣“整劳力”的工分，而我姐姐在高中毕业后也开始干农活。我们两家七口人，有四个拼命干，奶奶和大娘在家操持家务，只有最小的我“吃闲饭”。应该说，在我们生产队乃至我们村，我们家的状况算比较好的。后来，随着八十年代初实行包产到户的单干，继而我又考入大学几乎不再花家里的钱，我们家的日子更是一天比一天好，而且这种势头一种延续到现在——尽管原来的那个大家庭已经不存在。

由于父母这一辈人在世的已不多，我前几天就多次问起我们这一辈中兄弟姐妹的现状，父母会评判说谁的日子过的挺好，谁很难受。我听后的总结是，日子过的挺好的主要是孩子有出息，而很难受的主要是自己有病或孩子不争气。

我问父亲是不是难受，得到的答案是一点儿也不。

这不是事实却是我意料中的答案，因为父亲觉得自己尽管老了但身体还行，尤其是还有我母亲照顾，三个孩子都早就不再让他操心。

孩子是父母永远的牵挂！我有本读过好多遍的书叫《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作者认为死亡、自由、孤独和对意义的追求是所有人的终极关怀。通过这不到一个月与父母的密切接触和交流，我深刻认识到，对于像我父母这样的老一代农民，终极关怀只有一个：子女！或者可以说，我父母对子女的关心远超过了自己的死亡、自由、孤独和对意义的追求。

最孝顺的子女一定是让父母放心甚至是自豪的。记得我刚考上大学回家过年时去探望一个寡居的姐姐，姐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和我同学，学习要比弟弟和妹妹好，但高考失利了。姐姐跟我说起这位正在复读的同学：“如果他能考上大学，我就是逃荒要饭也就有了个盼头；如果这三个孩子没有一个考上的，我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会死都闭不上眼。”好在第二年愿望就实现了，现在这位姐姐也像我父母一样过得不错。

昨天把父母送回租住的房子后，我和姐姐姐夫赶往老家与哥哥会面，一起商定在我们村边给父母租一套条件更好些的住房，以便让尚能活动的父母能够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上，与那些熟悉的庄里乡亲见面说话。

由今天父母在我家住了还不到一个月离开时的高兴，我能想象从已经住了近十年的住处搬进这处房子时的高兴。想到这一点，我竟对父母好生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