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整天忙得脚不沾地，脾气又急躁，很少有耐心做一些针头线脑的细活。
不记得是几岁，我看了小伙伴五颜六色的蛋网兜，也跑到母亲跟前嘀嘀咕咕。
母亲被缠得没法，只好丢下手中的活。
翻出一团收藏的棉花，找来捻线陀螺，然后差我去小街西头买颜料。
等我从供销社回来，木疙瘩陀螺上已经围了好几圈粗细不均的棉绳。
我蹲在母亲脚跟，目不转睛地看着。
母亲眯着眼睛，嘴角微微上扬，勾出一抹若有若无的笑，这个时候，母亲脸色缓和，不再是平时的急吼吼。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知了在树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叫，我就这样看着母亲，巴不得宁静的时光延伸得更长更远。
看看棉线捻得差不多了，母亲把棉线从陀螺上褪下来，再浸泡到兑成水的染料里，回过头又去打扫猪圈。
不待母亲动手，我等不及地捞出染成红色的棉花绳，一圈一圈地晾挂到篱笆上。
母亲见状，嘴里念叨着“心急等不得烧虾红”，拄着铁锨从猪圈里跳出来，随手掐下几根树枝弯成圆，再把挂在篱笆上的红绳缠绕到弯成圆的树枝圈上 ，最后，用铁锨柄挑起树枝圈，挂到老榆树的向阳处。
一阵风吹过，沐浴着阳光的棉花绳，仿佛按上了翅膀，扑棱棱地飞起来。
傍晚时分，从地里回家的母亲，把晒干的红绳子剪成段束在一起，一端固定在板凳的铁钉子上，另一端开始编织成网。
一只给我，一只给姐姐，三个哥哥是没份的，因为他们是“大人”了，虽然三哥也只是小小少年。
这些棉花做棉袄棉裤都不够用，哪能奢侈到胡乱糟蹋?
捻线编蛋网兜，自然算不得正经用处，然而，母亲见不得我和姐姐噘嘴难过。
鸡蛋鸭蛋也是稀罕物，平常时节，难得一吃，除了家里来亲戚，母亲才舍得上一盘韭菜炒鸡蛋。
除非家里来亲戚，母亲才会大方地端上一盘清蒸鸡蛋，或者韭菜炒鸭蛋。
所以，立夏是在我们的望眼欲穿中，姗姗来临。
其实，在那样贫穷的日子里，哪一个节日，不是我们眼巴巴盼来的?
那样一个立夏，我们兴奋得早早起来。
我们欢天喜地地从母亲手中接过滚烫的鸡蛋（有时是鸭蛋），可是，下一秒，姐姐变了脸色，她嘟囔着，说我手里的鸡蛋比她的大，要跟我调换。
我紧紧捂着蛋网兜，赶紧开溜。
姐姐追过来抢，我力气没有她大，只有大声喊叫，受到惊吓似的。
母亲骂骂咧咧地走过来，作势要打姐姐，馋不够，有得吃，还挑三拣四，赶快去割猪草。
姐姐不情愿地松开手。
我占了便宜，自觉理亏，便悄悄地挎起竹篮往外走。
不多一会儿，姐姐从后面追上来。
装着鸡蛋的蛋网兜挂在胸前，我俩故意跳着走，好让蛋网晃荡的幅度更大一些，同时又故意走得很慢，好充分展示红彤彤的蛋网，巴望看见小伙伴眼里满满的羡慕。
儿时的岁月，极度贫乏，但值得炫耀的东西又非常丰富：一根弹弓，一只毽子，一丢沙包，一块飘过河的石片，挂在脖子上的一串熟蚕豆……譬如，装着鸡蛋的蛋网兜。
蛋网兜挂在脖子上显摆了一天，晚上睡觉，才不舍得地摘下来 ，连网带蛋，悄悄地埋进糠箩里。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觉，姐姐哇哇大哭把我吵醒了，她的立夏蛋不见了，糠箩里只剩下空空的网兜。
我跳下地，谢天谢地，我的立夏蛋和网兜安然无恙。
见姐姐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妈妈喝住正向出门外奔跑的三哥，小三，过来，是不是你偷吃了大丫的鸡蛋?
三哥歪着脖子，一脸的不服气，她们能吃，为什么我就不能吃?你偏心。
母亲牙疼似的咂咂嘴，然后伸手指住他的脑门，你真不晓得好歹，妹妹比你小，你还好意思跟她们争吃的?
三哥突然挥动着双手，大嗓门喊起来，我不管，我就是要吃煮蛋，哪天我非得把大丫二丫扔到田里不可。
“哐啷”一声，母亲顺手抓起一只碗，扔了出去，三哥头一歪，碗从三哥的眼角擦过，跌落地上。
十来岁的三哥，一跺脚，哭着跑开。
三哥后来去外地读书，母亲说起拿碗砸三哥的事，总忍不住地后怕，要是真砸伤了小三的眼睛，不得害他一辈子?
那件事之后，母亲急躁的脾气改了许多，仍然会打我们，但紧紧止于用手扇耳光，不再扔碗砸盘子，也不再用芦柴把抽我们的后背。
说起过往种种，妈妈忍不住感叹：那时太穷，有得吃不给你三个哥哥吗？
微薄的食物，五个饥肠辘辘的孩子，给了这一个，那一个孩子就没得吃，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当时的为难和心疼，我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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