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7日，湖北汉川市人民医院CT室医生黄某与两名新冠肺炎康复者发生纠纷，患者撕扯黄某致其受伤。
2020 年 1 月 20 号下午，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被自己诊治过的患者砍伤，导致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失血 1500 毫升。
2019年12月24日，北京民航总医院副主任医师杨文在办公室中遭到一位患者家属的恶性伤害。因伤势过重，杨文医生最终因公殉职 ，终年51岁。
……
当前中国社会，医患冲突频发，各类暴力伤医事件频频登上各大媒体热搜榜。根据数据统计，2019年中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总计为18112件，在2018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略微下降后，又呈现出强势反弹趋势。
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时刻提醒着人们尽快找出其背后的推手，重建健康有序的医疗文明。但实质上，医患纠纷的形成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以下仅为笔者对中国医患关系成因的3点思考，仅供参考！）
首先，职业差异造就了医患之间存在巨大的知识鸿沟，这道鸿沟会导致医患双方的归因偏差。
以门诊就医来说，中国各地普遍存在“排队两小时，门诊两分钟”的现象。针对于此，医生的角色意识形成的主导思维是：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可能接诊更多的病人，这是职业造成的无奈；而患者的角色更可能将其归结为医生的不负责任以及对自身的不尊重。
归因偏差的存在迫切要求医患双方要加强沟通，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在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上，医生应当树立对患者的平等主体意识，避免以“家长”自居，时刻关怀患者，了解并满足患者的需要，以真心赢得信任；而患者也应当设身处地为医生着想，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
其次，医疗事件中，承担后果的那一方是患者。在对医生充满期待，等来的却是令人失望的结果后，不免有些患者或其家属会失去理智。
暴力伤医事件经常出现在一些重大疾病的治疗上。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现象，很多人生了重病，都会去三甲医院看医生。这种现象可能会造成医生工作强度过大，进而损害医疗质量、威胁医疗安全，造成医疗事故率上升。而医疗事故则会触发暴力伤医的那颗按钮。
这类暴力伤医事件一方面体现的是患者（或家属）对医疗事故的愤怒，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极端行为掩盖自己无力挽回局面的挫败感。
心理学家多拉德的挫折——侵犯理论认为，“侵犯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条件的。”当人们感受到被限制、被控制、受挫时，就很容易诉诸暴力。
因此，针对危重患者，医方不能一味关注疾病层面的治疗，而忽视了患者（或家属）的情感需求。在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中，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应该充分体现医方的共情能力，通过情与情的交融，帮助患者（或家属）缓解心理压力，避免压力情景转成覆水难收的危机情景。
最后，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大众媒体是否加剧了医患矛盾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
中国有一句俗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信息大爆炸时代，这样的话似乎也同样适用——负面新闻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被推向榜首，引发网民争论。医患纠纷就是其一。
针对中国媒体报道负面新闻和医患关系的联系这个话题，《英国医学杂志（BMJ）》刊登了一项研究，结论表明：医患纠纷的负面新闻对医患关系影响较深，缓解医患关系需要对大众媒体进行整顿、优化。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信息的真假难辨，很多扭曲事实、故意煽动民众情绪的文章反而更能吸引关注。
2017年8月31日，陕西榆林待产孕妇马某某跳楼身亡，舆论唏嘘。此次事件的真相在舆论场共反转了9次之多，从家属“9月1日前往医院询问情况，医生从后门逃走，责任护士忽然失踪”到医方“曾三次建议剖宫产，均被家属拒绝”，从家属“质疑产妇如何爬上窗台，医生、护士为何没有阻拦”到医方“曝光家属要求顺产的签字证明”……
一次次的反转将医患关系一步步推向逼狭境地，在这样的医疗罗生门事件中，中国医患关系正在遭受莫大的考验。
新闻媒体作为医患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在扭转医患关系紧张局面上，有着莫大的责任。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媒体应以负责、客观的态度发挥舆论引导和社会监督的职责，既要宣传正面积极的医者形象，又要监督医疗机构的不正之风，匡正世风，稳定声音。
结语
在我国，医患关系的改善被赋予了太多期望，而医患关系的现状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外显反应，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医生和患者个体的相互理解、包容和尊重，离不开大众媒体的责任担当，更离不开其他各部门如社会保障部门、法律部门的努力。希望通过各方的付出，健康和谐的新型医患关系能够早日朝我们招手！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