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批注

几天前，我将父亲生前向一位学生借阅的一本书寄还的时候，发现父亲在书中不少地方用铅笔作了批注，约有三十几处，加上文字下划线和圈出错别字的地方，共有45处，我把这些页面全都扫描保存下来了。

这或许是父亲留下与他的专业有关的最后文字了，尽管只是一些非常微小的细节，但鉴于父亲近两年来日常生活中意识空转的常态，我还是感到十分惊讶，以及又一次，也感到了那种为所有一切痛惜与追悔的情绪。

那本书是某个文革人物的准传记，在父亲写得很小，有些甚至潦草到难以辨认的批注里，我看到了他精确的记忆和依然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例如：

[（我的记忆）新中国刚成立，上海接待来访的第一个苏联作家代表团，团长为法捷耶夫，一下上海北站，听到欢迎他们的军乐队演奏王久鸣的《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就站立低头，后来他们提出这个调子是追悼列宁的歌，你们为什么要用一首哀悼列宁的歌来欢迎我们呢？这是个政治大事故，当时华东局宣传部长冯定（《平凡的真理》的作者）就在一次会上点名批评王久鸣，王站起来声辩，不听，不久即被撤职，调离上海直到文革后始得平反！]

[ 据我所知，这个戏曲音乐讲习班是因为当时戏曲团体普遍反映缺少这方面的人才，而由上海市文化部强烈要求开设的，来学的都（是）各剧团的主要乐手等，非于会泳不能担负起教学重任，因此这不是“贬谪”，而是“重用”！（于在这个班“卖力教学”在上海市戏曲界留下很大影响！）]

[“红卫兵”是1966年“8·18”才见诸于报的，上音最早是附中“8·17红卫兵”（因早于8·18一天，附中小将们自豪地称之为“8·17”红卫兵），大学在1966年9月之前还未闻红卫兵之名。]

[ 1966.12.31党委全体干部以钟望阳为首被罚跪在大礼堂台上，但并没有剪阴阳头，也没有挂黑牌牌！（我也跪在台上）]

[ 1969年11月，才发表的《智取威虎山》的定本，才得知毛改了“春色”与“行装”，怎么可能在1967年7月10日就由于（会泳）谈此事呢？时间提早了至少两年。]

在健康的思维渐渐流失的那段时间里，父亲把自己大脑仍在工作的部分全部留给了他一生从事的音乐历史专业，直到最后。而我则是在他离去后半年真正明白了这一点。

我想到这些作为历史研究的书页，里面加入了父亲作为曾经亲历者的活生生的记忆（它们的时间是50-70年代，包括我出生前后几年），这记忆的拥有者死去了，但这记忆还活着，就在我眼前，成为那曾经的时间，以及那个人曾经活过的证明。

我感谢那本书的作者，感谢把那本书借给我父亲的那位学生，也感谢在书上批注的我父亲。

由此我想到茨威格的一本书《昨日的世界》（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仅仅这个书名就打动了我）：昨日的世界，就是那些曾经活生生的死去的世界，有多少个昨日就有多少个昨日的我们已经死去，这对于生者和死者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们哀悼死者就是哀悼我们自己。而我也由此找到了我的安慰：在昨日的世界，我一直和父亲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