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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无一事发生即必然，亦无一事发生即偶然。
——黄仁宇
/写在前面/
对于历史不及格的我来说，看着时间线略混乱，稀里糊涂地就读完了，感想就是过去没解决的问题今天看来依然没解决。
这本书的英文译名直接道出了本质（《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看似平淡的一年里，历史的洪流在地下暗流涌动，但以微观的角度却难以察觉未来摧枯拉朽之势的到来，就好比二维世界难以领会三维世界。
作者打破了传统史学以重大事件为线索和纲要的写法，以“没有什么大事”的万历十五年为记述对象，通过这一年的“几件小事”而对日后的明代历史走向作出了精准的分析与解读。
尤其是对明代登峰造极的文官体制的剖析很到位，上层机构和下层机构的脱节及缺乏行之有效的财政系统、技术推进是导致中国自明代急转直下的主要原因。
/01./
为什么写1587年？
作者选取了一个年份，就串起了所有的事情，文章第一章，一开篇就说：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全书7个章节，截取1587万历十五年的历史片段，以神宗朱翊钧、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廷臣海瑞、武将戚继光、思想家李贽几个人物的命运为切入点，叙说大历史观下明末的弊病，用张居正、申时行讲政治，用海瑞讲经济，用戚继光讲军事，用李贽讲思想界，线索一气呵成，事实充分，见解透彻清晰。
现代化的技术进步与这个古老的社会组织必然不相容，一定会存在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但根本问题是在于：一个各方成熟急待商业化的社会却被强硬地摁下头颅要求继续保持农业化的政治——如果不改变，那么一切的溃烂都是无法阻止的，同时它还裹挟着这个时代最优秀、最坚强、最有力、最巅峰的人，一起溃烂成时间的污泥。
/02./
道德代替法制
作者指出：“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症结。”
用六个人物，平淡无奇的一年，直视中国官僚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组织，尤其是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法制缺失与道德主导的关系、人的欲望和礼制之间的关系，影响深远。
统治这个国家的看似是皇帝，实则是文官集团。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
维持统治最重要的是文官的团结。对于以四书为共同信念的文官共同体，道德自然是一切事业的根基，而不是法制。张居正等人的不能成功，都是因为针对体制的改革打破了文官团结的微妙平衡。
这些万历朝代的亲历者与参与者，与帝国的支柱——文官集团的关系，或协调或指挥统治或叛逆，每例无不最终指向一个统一的结论：
庞大帝国本质上是无数农村的集合，而这个集合靠文官集团来管理，利益与道德代替了法律，一切问题抽象为道德问题，司法从属于行政，限制了个性发展，导致社会接近扭曲无法最优化。
道德已是过重负担，文官集团成了权力源泉，对环境过度适应而高度程式化的社会，一切挽救都来不及了，万历十五年已不是洪武年间。
作者也在书中总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当虚伪的道德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当体制的惰性阻止了一切可能的变革，每个人都成为了镶嵌在体制之中的一个个螺丝钉，无力动弹，无论你是皇帝、大臣还是平民，这一点放之如今看起来仍精准异常。
所以，无论是理想主义者海瑞，还是现实主义者戚继光，或者是权力巅峰的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抑或最脱离现实而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李贽，都命运式地以悲剧告终。
出问题的是制度，唯有制度才有得失，人事的贤或肖，则不过是江河中瞬息显隐的水滴罢了。
/03./
制度的老化与人性的两面性
读生平传记一般去看一个朝代，往前看是因，往后看有果，他们夹在其中，有意无意地见证并参与了转折，并无对错。
印象最深刻的描写是说皇帝的，皇位只是一种社会制度，但是皇帝却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做皇帝很多时候只有否决权，没有任命权，更没法改变体制，万历也是被体制绑架的悲剧人物。
虽贵为天子，却也不过是文官制度与儒家道德的象征物，权力高度集中也带来责任集中，制度只是需要一个毫无主见，个性真空，寓至善于一人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权威与道德象征。
同时，人一身而具有“阴”和“阳”的两重属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私欲是无法消灭的，当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皇帝，下至平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
所以再美好的上层设计，都难以统筹散乱的人心和私欲，想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因此即便1587有一个不愿受文官摆布而消极怠工的皇帝万历、一个致力数目字管理的改革首辅张居正、一个弥合分裂的文渊阁新主人申时行、一个政治正确的死水巨石海瑞、一个操练新军的将领戚继光、一个缺少体系自相矛盾的心学家李贽，6个受批判的身影，却隐喻了一个矫饰的社会：
在这种大历史结构的前提下，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君主、熟谙均衡之道的政治家、最具战略眼光的军事家、还是最具颠覆性的思想家，他们的努力统统都归于徒劳。
万历年间的这种政治现实，其背后反映的实质乃是组织形态和治理方式落后于技术和观念的发展和进步。
这一核心论点贯穿全书写作，作者还专门在后记里做了清楚的交待。
/写在后面/
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
见微知著，于细节窥探大体，道德治国的传统，法制在现实中难以施行，确有其历史渊源。
此书加深了我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史的憎恶以及对这个以儒家为背景形成的人际社会的失望与悲观，一种克制又怅然的情绪在蔓延：在无事可记的公元1587年，却仿佛看到了历史的尽头。
合书沉默，历史的惊人相似，我不禁深思：
“伦理道德”这个系统发展至登峰造极时，竟然可以活活闷死一个帝国 。孔孟之道究竟对错与否呢？它以道德的性质禁锢了一代又一代，但辩证的角度去考量，毕竟他还不是圣，总归是无完人无完治的。
凝固的儒家伦理道德、成熟的文官集团，使得国家组织结构无法优化改革适应具体需要、无法在法律上制度化，使得现代化技术和商业无法被启用和推崇，否则国家之根基会被动摇；然而一个帝国就这样止步不前，靠着历史惯性前进，终有一天要被时代潮流推翻的，这样的历史还会重演吗？
一直坚信道德是没有明确清晰的标准的，不能用作判断是非曲直的工具，用道德解决问题、化解分歧是徒劳的，因为关于道德本身的争论就是没有结果的。
同时，以史为鉴，借古喻今，张居正，申时行们会不会在当今依然能找到他们的原型？一个力度改革，一个主张和谐社会，好好先生？
虽然每一个人的每一项决定，都是在某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看问题终究不客观。
中国旧社会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情伦理才是主要的统治手段。每个大朝代都是一个极其稳定的系统，一个单独的个体根本没法撼动整个制度，无论是君王、能臣、大将、哲学家，每个人都只能在划定的圈子里四处乱窜，却永远也没法逃离。
但是能量是不会消失的，当系统中的个体不断碰撞，打破一切的力量也在储蓄着，总有一天把系统归零，然后再接着循环。
这其实也是主席说的矛盾论，矛盾对立的两面总在对抗，优劣逆转之时，系统内部也会大洗牌，但是这个系统的功能真的有大变化吗，他涌现出来的结果和之前就不一样了吗？
五百年前没法解决，五百年后的今天也依然没法解决。
文字/绿皮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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