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凤首壶 唐 陶器 高33厘米，口径5.7厘米，底径10.4厘米 现藏故宫博物院
唐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经济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文化发展，整个社会迸发出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在文学、诗歌、建筑、雕塑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生机勃勃的大唐气象。唐三彩因其雕刻技艺精美、釉色华丽多变、造型和装饰纹样独特，品种多样等特点而成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唐三彩釉色以黄、白、绿为基本色釉，正因如此，后来人们都习惯叫它“唐三彩”。
唐三彩是低温铅釉陶，它的制作以及工艺是十分复杂的，它由富含矿物质的粘土制成，将土中矿物元素（如铜、铁、钴等）添加到铅釉中，涂在陶器的表层，制坯成型之后先经过 1100 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素烧，见雏形后，然后用含有不同元素的矿物质釉料挂施在已经素烧成型的胎体上，再入窑经 800—900 摄氏度左右的低温二次烧制而成。釉料在烧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氧化铜烧成绿色、氧化铁烧成黄褐色、氧化钴烧成蓝色，与铅釉结合，形成黄、赫黄、深绿、翠绿、天蓝、褐红、茄紫），产生浓淡变化、并且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由于在陶器颜料中使用了许多助熔元素，因此釉料极易燃烧并且熔点低，在烧制过程中，基质表面上的釉料扩散并流动，各种颜色自由的流动并结合，釉色能够均匀的覆盖在器物的表面，表面光滑，冷却后釉汁像水一样清澈透明，图案装饰性很强，形成了典雅美观自然的三彩釉。唐三彩的釉色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大唐盛世的热烈奔放，每件器物的色彩都给人雍容大度、阳光灿烂的感觉，正是这诸多彩釉将陶瓷艺术发展到一个的新的阶段，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唐代的艺术审美。
从考古发掘和传世的唐三彩器物来看，品类丰富，题材广泛，几乎无所不包，能够充分反映出唐代社会生活的风貌。题材一般可以分为动物、人物、生活用具三大类。动物主要以马为主，它们造型各异，精彩纷呈，有的昂首挺立，有的引颈嘶鸣，有的低头进食，有静有动，动静结合，其次是骆驼，无论是立、跪，还是载人载物骆驼，都轩昂生动，气魄雄伟，深刻反映了唐朝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友好交往，互通有无，商贾往来的过程。人物题材中当属仕女最有代表性，艺术家对于人物的刻画，能够抓住人物大的特点又能注意细节，从一件作品中我们不仅能根据不同相貌与神态特色判断出是哪一地区哪一民族人物，再结合历史知识与相关文献后，还可以看出其身份、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等。唐仕女的造型，是唐三彩中人物塑造最为成功的一类。不同年龄，不同地位有着不同的神情，不同的衣着打扮，有的简洁，有的华丽，有的甚至半露酥胸，包括发髻也是多种多样，单刀髻、堕马髻等等，更令人惊叹的是其中还有潇洒豪迈的女骑手，甚至着胡服男装，折射出唐朝妇女的地位和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生活器具类包含广泛，数量巨大，杯、盘、碗、碟、炉、壶、罐、瓶此类，还有一些作为摆设玩具的小动物、胡人、相扑小人等，为我们展现出唐朝生活的方方面面。
唐代重视丧葬文化，而唐三彩因为其质地清脆，防水性能比较差，所以在实用价值上远远低于青瓷和白瓷，因此主要用做陪葬的冥器。加上唐代厚葬之风直接促进了唐三彩的诞生与发展。大唐王朝雄浑博大、开放包容，贞观之后国力强盛，国民富足，骄侈之风逐渐蔓延，陪葬用品越来越多、越来越贵重，到了不得不压制的境地。于是唐玄宗下令控制明器的数量与材质，从皇宫贵族到普通民众都有各自规定数量的明器限制，社会地位越高，陪葬品数量越多。这些均对唐三彩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唐代在陪葬品上限制了数量与材质，陶质陪葬品开始发展繁盛，并由当时的数量攀比转为质量上的提升。无论是高官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陪葬品中都会有唐三彩的身影。这使唐三彩在当时作为冥器达到了鼎盛时期。
从工艺传承上看，早在西汉就已经了出现铅釉陶，后东汉已出现黄绿色釉陶，但普遍施釉较厚，也都是单色釉，原料为一般黏土，一次烧成。北朝时期釉陶生产的原料开始以高岭土制，在白或黄色釉里又挂上了绿色，这可以说是唐三彩的雏形。隋代已发现有两色釉的陶器，到唐代在同一器物上就出现了多种釉色交错使用，唐三彩至此正式出现。唐三彩在唐代盛行并进行大量制作有其社会历史背景影响，首先汉代低温铅釉陶工艺的成熟为唐三彩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基础，加之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手工业得到蓬勃发展，工艺技术不断提高，从而形成了文化艺术上的大跨步，同时唐王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发展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些都为唐三彩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土壤，在这些条件才孕育出了造型雄浑大气、釉色绚丽奇幻的唐三彩。三彩器物在中唐时期达到发展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衰弱，再加上瓷器的迅速发展变得式微。之后宋、辽时期也烧制三彩器，但从各方面都无法再与唐三彩相媲美了，唐三彩是中国艺术宝库的精华，它是一种极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体现着“盛唐气象”蕴涵的丰富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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