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附释
11.1.1爱迪生没有救过妈妈
爸爸，我今天在学校学了爱迪生救妈妈和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
你觉得爱迪生和华盛顿怎么样？
爱迪生很聪明，华盛顿很诚实，犯了错误勇于承认。
你要向他们学习，对不对？
是的。
不过爸爸告诉你，你学的这两个故事都是假的，爱迪生小时候没有救过妈妈，华盛顿小时候也没有砍过樱桃树。
啊？为什么老师要讲假故事给我们听呢？
可能老师也不知道它们是假故事吧。
明天我就去告诉老师，她讲了假故事。
你不要去告诉老师了，虽然故事是假的，但是爱迪生的聪明和华盛顿的诚实，你还是要学习的。
爱迪生小时候没那么聪明，华盛顿小时候也没那么诚实，你让我学什么呢？而且，你不让我告诉老师她说了假故事，你不是让我不诚实吗？诚实的孩子，就要说实话。
……
11.1.2该不该编造名人故事
上面的对话告诉我们，和孩子全说实话，最后将不可收拾。有人对爱迪生救母的故事选入教材耿耿于怀，这里的问题便是，为了让孩子充分理解人类的优秀品质，教材是不是可以编造一些名人故事以便让孩子更好理解，因为有了这些优秀品质，这些名人才成为了名人。更进一步，为了让老百姓更爱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可以编造一些美好故事让他们去相信。为了让农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农村的房子全部拆掉，把他们赶到新建的居民楼里去。
对于编造名人故事以便让孩子理解优秀品质的好，无伤大雅，我们成年之后不会计较华盛顿有没有砍樱桃树，只会记得人应该诚实。虽然无伤大雅，其实也没多少必要，我们读亚米契斯《爱的教育》比读编造的名人故事更受感动。从小说中摘取一些动人的片段讲给孩子们听，效果更好，因为文学的适当夸张和艺术性巧合会在人的心灵中留下强烈的印象。滥编名人故事有某种误导性，我们会觉得，因为他们有了这些优良品质，才成了名人，实际情况是，因为他们成了名人，才会把某些优良品质加到他们身上。拥有优良品质，不是为了成为名人，不是为了事业成功，而是为了心安理得。
如果真要讲名人故事，应该讲全面，不仅要说苹果砸到牛顿砸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还要提到牛顿的小肚鸡肠。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应该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能改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也许改到老，还是比牛顿心胸狭隘，至少我们要有这个改的意识。
11.1.3夸大成就、忽略问题
对于编造故事以便让民众更爱国，有人激烈反对，认为这是洗脑，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民众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这个国家就不值得爱，最好的选择就是移民。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1949年以前的中国人应该都移民，那时的日子和现在不能比，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现在贫乏很多。孩子不会因为父母有缺点就不爱父母，民众也不太会因为国家有问题就不爱国。
为了民众更爱国而编造故事，编造的水平有优劣之分，劣等编造是无中生有或者极度夸张，比如把自己国家的制度说得完美至极，把别国的制度贬得一无是处。优等的编造，是对大家有目共睹的国家成就的略微艺术加工，看到这样的编造，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会油然而生。苛刻的人对这样的艺术加工也看不过去，他们认为，对于国家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都要客观描述，一般情况下，问题总比成就多。如此苛刻之人和参与编造故事的人会有如下的对话：
对于国家成就的艺术加工和对于问题的适当忽略，都是为了民众好，如果总是让民众感觉问题多多，他们会牢骚满腹，渐渐对制度生出不满，不再安心工作，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忽略问题，对谁有好处呢？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不忽略问题，把所有问题都抛在民众面前，除了制造民心不稳，还有什么意义呢？
勇于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奏。
你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吗？
我不是专家，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依靠民众的力量，问题总能解决。人多力量大。
人多力量大的前提是民众可以得到良好的组织。民众组织得好吗？
你怎么知道民众组织不好呢？你这样的态度是对人民群众的鄙视！
我不是鄙视，我是现实，不像你那么浪漫。
11.1.4消极自由太理想
好了，再争论下去也没什么结果，关键是双方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认识上存在分歧。编造故事，只是为了不让民众对国家失去信心，从而安心工作，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利用伯林（Isaiah Berlin）“消极自由”的概念，也能对编造故事的行为提出抗议。根据石元康先生的解读，我们是不是拥有消极自由，就要看他人、国家、法律、社会舆论对我们的行动有没有形成束缚。我们想辞职，上级不允许，我们不自由；我们想落户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法律不允许，我们不自由；我们想为美国说几句公道话，舆论不允许，我们不自由。我们想了解国家的真实成就，听到的却是被艺术加工过的成就，我们不自由。
消极自由字面上消极，其实却是极大的自由，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我们都应该拥有，现实中却没有那么完美。没有那么完美，就是没有那么自由，为什么？伯林认为，也许就是因为少数人太过强调积极自由。什么意思呢？即使我拥有完全的消极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发表文章或者聚会讨论国是，能够在街上散步表达自己的主张，所有这些并不能保证我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无主见的家伙，没有主见，就没有拥有积极自由，积极自由的意义在于做自己的主人，追求自我实现。
政客在实现自我的时候可能会想，为了达到更大的政治业绩，应该把民众拧成一股绳，这需要政治手腕，适当夸大国家成就、忽略社会问题就是手腕的一种。为了发展经济、让企业家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可以把农民原来的土地转给企业家用，把农民赶进居民楼，企业家创造的效益要远远大于农民原来在土地上创造的效益。这样一来，政客充分享受了积极自由，却妨碍了民众享受消极自由。民众难以了解事实，无法呆在自己想呆的地方。
正是因为提倡积极自由可能导致消极自由的丧失，伯林便说，最好不要提倡积极自由。但是我们知道，没有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就没有国家成就，没有国家成就，国家根本没有能力保证民众的消极自由。伯林把消极自由看得这么重，也是典型的英国思想，英国作为老牌民主国家，在消极自由的保护方面做得非常到位，保护消极自由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保护消极自由，并没有导致他们对积极自由的不上心，英国的经济发展依然强劲。
保护消极自由是人道主义，提倡积极自由是现实主义，为了前者而否定后者是因噎废食。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追求积极自由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对消极自由的伤害。把农民赶上居民楼固然不合人情，不过为了经济发展，有时也是迫不得已，但至少应该考虑到农民在没有田地的情况下如何谋生。
11.2晦涩版原文
如果人们想保留这里所提及的人格的名字，则法国哲学家把某人由于说出自己不能回避其承认的真话而伤害另一人的行动与他行事不义的行动混为一谈了。陈述的真诚伤害家中的居住者，这纯属偶然，而不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从他要求另一人应当为他的好处而说谎的法权中，会得出一种与一切合法性相冲突的要求。但是，每个人不仅有一种法权，而且甚至有一种极严格的义务在陈述中真诚，哪怕这种真诚会伤害他自己或者他人。因此，他真正说来并没有借此伤害由此受难的人，而是偶然引起了这种伤害。因为既然真诚是无条件的义务，每个人在这一点上都根本不是自由选择的。
11.3通俗版翻译
康德认为，我们因为说了真话被人利用而误伤了别人和我们刻意伤害别人是两码事。凶犯利用我的真话是不是可以伤害我的朋友还要看运气，比如我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从我家逃走了，或者凶犯是不是够倒霉而遇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所以，我的实话并不能直接、必然导致朋友的被杀，朋友被杀还要看命运的安排，我只负责说实话，不想伤害朋友，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我故意伤害朋友就不一样，我至始至终控制着事情的进程。
我为了朋友好而对凶犯说谎，之所以是说不通的，是因为“为了某人好”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很多家长就是为了孩子好而强加给他们很多反人类的教育，家长为了孩子也会对孩子随便说谎。为了防止随便说谎，必须要求永远说实话。
注：
1.本文是康德短文《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解读之九
2.封面图片为美国电影《少年爱迪生》海报，来自于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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