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艺术类院校的校长，我绝对不会类同于别的高校，把所有的条框都受制于人。
这是一种很玄乎的感受，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艺术生是叛逆的代表，他们永远不愿被圈定于规则。于是，决策层便选择硬将规则强加于人，到头来，便是人不再叛逆于艺术感知，而是去反抗规章。
换句话说便是，艺术生不再艺术，而是沦为现实的激愤，逐渐平庸。
这并非是空穴来风，我记得在与复旦附中的学生聊天时，聊到中国艺术的时候，她忽然就变了脸，一饮而尽桌上的气泡酒，然后扶着我的肩，尖声细语道：
“中国的艺术已经死了，中国应该来一场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
这句话我听过三次，在她这里是第二次，第三次是历史老师说的，第一次是当我第一次尝试写批判文学时被封之后，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
于是我很诧异的看着她，一边怕她吐我一身，一边惊讶思想的一致。但女孩仿佛知道我的心思: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大人们都已经被规则限制死了，他们只敢私下骂娘，走上台面的艺术家们比孙子还孙子，只是小孩们还想着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疯狂的不知天高地厚，一群大傻小子。”
她口中的“一群大傻小子”里，必定有我一个。
初中推搡学不会尊重的老师，当着听课领导的面和老师争的面红耳赤，初二一年只看课外书不学习来抗争不公；高中逃学独自去KTV，离家出走只为了去寻找灵感，和舅舅骑共享单车去看球赛，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从小学时最听话的那个到成为身旁人最叛逆的一个，前后花了半个轮回的时间。
但休学之后的我，忽然选择了逆来顺受，文章不再犀利，文笔不再华丽，而这一切，居然是因为父母的爱。这是一件很对立的事情，对立在于，我想去无拘无束的满世界寻找暗与光明，但爱与现实逼迫的我必须走出一个人的狂欢。于是连文字都变了，讽刺的黑暗文学并不被母亲喜欢，为了不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可能是个反动派，于是我选择了妥协。
但这并不代表我选择放弃艺术。
八月初女孩给我发了一段文字，她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你的状态真的很不错，至少能给我们温暖，虽然可能你自己依旧反叛，依旧对世界有太多的不满，可你学会了收敛。文学从来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而是改变世界的纽带。”
改变世界不敢说，但至少能影响一部分人，就已经知足了。
跳出独立文学之后，最令我感动的事便是有一个男孩再看了我的文字之后选择复读再战一年，他跟我说的闭关宣言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谢谢你师哥，我觉得我还有机会，我要再战一年，真的为了自己，不为任何人。”
但逆于规则的我消失了吗？
没有，只有表面的浮夸是最易被现实拉跨，而骨子里的叛逆是很难在短时间被打磨光滑。
只是，渐渐的无力感侵蚀了少年感，当你发觉，“文艺复兴”只是空中楼阁，唯独能延续下来的，只有不断变化着前进，迫于形式的前进，见缝插针的前进，最后变成了一张满是污浊的白纸，被遗失于艺术门外，被遗忘于人们心中。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艺术不能被规则制约”，因为被制约的艺术，只是无头苍蝇，想飞也找不到方向。
军训时，贾队长开玩笑的换了一句口号，褪去荣誉感的外衣之后，那句“兜里有钱，忙里偷闲，回家过年。”直直戳住了我。
在我的读者思维中，这句话并不像一句调侃。刚入学的、刚入伍的孩子难免会想家，而恐怕最期待的事情，便是回家过年。而最现实的梦想便是兜里有钱，最乐呵的想法便是忙里偷闲，这个口号，真实的一塌糊涂。
规则之内我们聊军人只能谈及身份，但规则之外我们聊军人，便可以明知：他们也是人，就注定有七情六欲。
也就是在这时，我也终于发觉，或许没有选择复读，才是正确的决定。
毕竟，一个叛逆的小孩掀不起什么浪，
除非一群。
by 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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