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转折论析——从唐宋科技之变说起

【唐宋转折论析——从唐宋科技之变说起】

一、唐宋转折论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 ’，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所谓变，有同质之变，有异质之变。同质之变是性质统一下的内部显著改变；异质之变体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简单地说，唐宋之间，是由大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化的时期，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其巨大转变大致可以从五大方面进行概括：

“政治上，由贵族政治转变为独裁政治，法上大夫，礼下庶人；经济上，由国有土地制度转变为地主私有的土地制度，部曲制变为佃户制，“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文化上，由贵族文化向庶民文化转变，词、曲等“下里巴人”的东西相继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时尚，小说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思想上，追求理想、讲究仁义的孔孟儒学，演变为讲究实际、崇尚道德的理学；在社会风俗上，等级界限被突破，求新、求变成为社会潮流。这一切，不仅构成了宋代社会的全新风貌，而且奠定了其后中国社会的基本习俗基础 。”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从古至今、从中到外，这在史学界已经成为不争的共识。经过历来研究，这种“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谓面广、量多且尤为显著。所以，有着诸如“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日本）、“新传统时期”（英国经济史家R.H Tawney）、“新局面”（陈寅恪）、“较之前代莫不有变”（钱穆）、“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王国维）、“决定性变化”（刘子健）、“划时代之一段”（金毓黻）、“重要的转折时期”（叶坦）、“历史时代的转折”（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张邦炜）等在各个维度进行考量、推理、评证的结果。

虽然在史学素材或方法的运用上各有侧重，但总体认同趋向都是唐宋之大变动，达到了某种或某类的“转折”或“变革”（根本性改变）的程度。但这一大变到底是“转折”还是“变革”，或者究竟是“同质”还是“异质”？这就是分歧所在。

二、唐宋科技之变

可惜的是，历来唐宋研究多关注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研究却得不到史学家的足够重视。

自内藤湖南及其弟子“唐宋变革说”提出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从多个维度掀起唐宋历史研究热潮，讨论唐宋间的巨大变化，有的甚至将此期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

但是文艺复兴让西欧资产阶级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一个阶层能否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其判断标志就是他是否具备独有的思想武器。中国古代商人无法改变社会走势，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使得他不仅无法脱离旧势力的影响，反而需要依附旧势力，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有钱了，但脑子里想的还是旧东西。所以，地理大发现奠定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而真正让西欧资产阶级脱颖而出去改造旧秩序的，就在于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大解放。

可以说，就阶层与思想两方面来说，唐宋时期都不具备“文艺复兴式”的改变程度。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唐宋时期，中国的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英国的伊懋可和美国的郝若贝甚至称宋代为经济革命时期，法国学者白乐日和中国学者束世澂则把宋代视为资本主义早期。可是，唐宋时期并不存在发生质变的经济基础。

中华文明是一种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西南青藏高原、西北戈壁、东南大海的天然地理屏障一方面使人们难以逾越、一方面造就了回旋余地较大、适合农业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一直是“封闭性”中国发展、衍生、统一、融合的重要基石和主导经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主导经济在唐宋时期得到长促的发展和阶段性提升，离不开科技的力量。正是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够促进经济和文化的蓬勃发展，而发达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又会反过来加速科技更上一层楼。

1、照亮世界的唐宋科技之光

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汉学家和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曾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唐中期到两宋，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高峰，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罗盘针，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并迅速转化为商品，带动了社会文化经济的全面腾飞。

传统农业社会性质，决定了农学和与农学关系密切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是古代中国科技的主要方面。

唐宋时期，农业技术和水利工程得到了空前发展，涌现了传统步犁的基本定型曲辕犁、“智慧农业”水车（“筒车”）、“育秧播种”技术、茶叶专著《茶经》、农学著作《陈甫农书》、《菊谱》等各种动植物谱系。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国历史的模式》详细研究了 13 世纪中国农业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农作物的品种及引进和改良、灌溉体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认为宋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农业革命，南方成为全国的粮仓，大运河犹如一道商业通道，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农业生产率。

出于农业生产和历法制订的需求，唐宋天文地理取得多项突破。僧一行（本名张遂）是唐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他精通佛学、历法、数学和天文，是世界上最早准确测量子午线长度的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天文学家；他临死前编成《大衍历》的草稿，日后经张说等整理成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历书。宋代，“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钟；《新仪象法要》直接影响了100年后欧洲的天文学；《数学九章》最终解决了数学高次方程有理数根和无理数根的近似计算问题、一次同余问题、三斜求积问题等，成为影响世界的数学著作。地理学著作有《括地志》、《海内华夷图》、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方总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影响巨大。

唐宋时期，有专门的医科大学，王安石变法时设立了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医疗行政机构已经比较完善。出现了唇裂修补术，木制假眼、用汞合金来制作假牙等“黑科技”外科手术。“药王”孙思邈将历代历朝的医药成果都总结进了《千金药方》中，成为医药学传世经典。王维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的“宋天圣针灸铜人”是北宋医学“针灸”的重大创举。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本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标志着仵作检验制度的建立，西方第一本法医学著作《医生的报告》在300年之后才出版。

此外，沈括所撰写的《梦溪笔谈》绝对称得上是宋朝科技的集大成之著作，它是宋朝科学技术的全面总结。《梦溪笔谈》所记录的许多科技成就可以列为世界第一:根据化石推断古代气候的变迁，比西欧早400多年；用流水侵蚀学说阐明华北平原和雁荡山的成因，比西方类似学说早700年；他的新历法比与它相似的欧洲肖伯纳农历早800年；沈括计算出围棋棋局总数是3的361次方，并且估计出它的布局方式如果用数字表述出来，得写几十个万字，更是古代世界绝无仅有。西方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赞这本著作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与里程碑”，而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唐宋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特别是宋代，出现了科技创新密集期，在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化学、医药、农学、水利、建筑、冶炼、采掘、机械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水平。

2、唐宋科技繁荣的背后

对于唐宋科技繁荣的原因，《财政研究》2015年第5期《唐宋科技繁荣：政府行为与创新环境》（作者：刘尚希、韩凤芹、史卫）一文从政府支持的制度环境、宽松的市场环境、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等三个方面已经做了较为全面而具体深入的探讨。

 “科技进步是经济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推动力”（郑学檬、徐东升《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唐宋时期，出现了大量大规模的手工工场。产业聚集现象开始出现，如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基地、成都的丝织业生产基地、徽州的造纸业生产基地、杭州的图书出版基地等，都带动了产业的创新升级。市场经济的兴盛同时带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抵店、柜坊形式的金融产业开始出现，飞钱、便钱类似汇票的金融业务萌芽并发展，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在北宋产生。金融行业和金融资本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财富的聚集和各产业的扩大。

市场和科技的合力，还带来了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唐宋时期，农业内部分化已经非常明显，经济作物种植的比重持续上升，工商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带来了税收结构的深刻变化。北宋至道末（997年）、天禧末（1021年）、熙宁十年（1077年），农业税和非农业税的比重分别为为60：40 、40：60、28：72，来自工商业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并持续上涨（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工商税比重最高的时期，明清之后农业税比重有了很大反 弹 ，达到 70% 以上。）。

以上种种最能成为“唐宋变革论”、“唐宋近世说”等社会“变革”理论的有力支撑。

三、唐宋科技繁荣的实质

对中国史的研究者而言，有一个永恒的命题：中国为何没能独立发展出资本主义，凭借自身打开近代化的大门？

科技的繁荣的确巨大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新型社会因子的诞生，但唐宋科技繁荣归根结底是基于农业生产需要、农业社会发展和在此基础之上的统治力量的稳固的产物。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技术发展的道路，影响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塑造。基于农业生产的技术发展、经济制度和商品经济塑造了中国古代的基本经济模式。

在传统的“以农立国”的生活方式中，国家机器的制度取向是“劝农”，与农产品加工有关的手工业特别发达，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基础性作用的农业、水利技术，也能得到充分发展。但总的来说，酿酒、制糖、榨油等各行业基本上停留在家庭副业阶段，作坊式生产除了官营之外在民间还不普遍；生产技术的经验性很突出，技术本身并不成为商品，只是个人技能，扩散力不强，不易很快成为规模生产力；重政轻技、重道轻器的文化倾向也使得统治者和民间对科技的重视也局限于实用层面，这在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各方面技术成就中无不体现，四大发明也都是技术性发明，非科学理论的创新。

如前述，宋代商品经济出现了高度发展。但事实上，统治者重农意识较前更甚。据脱脱《宋史》记载：“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积谷而务农，盐铁榷酤斯为末矣。”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加牢固。中央集权的宋代强化“重农抑商”政策，改变赋税结构，使商税高于农税，同时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进行垄断，兴办官方舶务，严格限制地方海外贸易，宋代的海外贸易主要是官方的垄断贸易（张文芳《试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自我障碍》）。宋代商品经济呈现出以官营为主导、私营为补充，相互牵制、共存一体的态势。所以，在宋代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商品经济，只是必要时的补充，不是也不能成长为农业自然经济的否定因素，更不可能瓦解它而成为主导，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它不可能催生社会发生质变。

综上所述，中国至唐宋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是经验，最看重的是实用，由此而需要的科学技术也具有实用性，且大多是服务于农业和手工业，服务于强化大一统的统治力量。唐宋的科学技术较前后而言都是空前的，但绝不是独立的。正如中华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一样，唐宋科技也可以说是“承前启后”性的，且是处在一个制高点上。换言之，较前期而言，唐宋科技是在自然经济发展需要的大框架下，连续发展、同质延续、水平最高的。

唐宋之间的变化之所以引起许多的关注和纷议，就是因为变化的幅度大、层面深，但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框架下，这些变化和差别都不是质的变化，而只是量的差别。严格地说，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阶段性“转折”。如果非要套用“封建”这一历史概述，正如漆侠和邓广铭所述，这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最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推至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巨大“转折”，亦可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