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范仲淹、司马光名气那么响，没有入选唐宋八大家

为什么范仲淹、司马光名气那么响，没有入选唐宋八大家

唐宋文坛名家辈出，群星荟翠，最能代表唐宋散文的成就，当属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

在宋代时，并没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比如宋代邵博论文把韩、柳、欧、苏并举，吕祖谦选范文以韩、柳、欧、曾、苏洵、苏轼、张耒等七家为代表。直到明代初期，朱右编选了《八先生文集》，始有八先生之称，明代中期，唐顺之辑《文编》只录了八家文，后来，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即成定说。

八大家的文章题材广泛，体裁众多、风格独特、它们能多方面反映出唐宋散文的风貌，体现了唐宋古文的特点，是唐宋散文的精华所在。

为什么唐代只选了韩、柳两家，宋代六家？为什么曾巩名气不大也能入选，而名气大得多的范仲淹和司马光却选不上呢？这得从古文运动和独特文风说起。

一、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行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的文风。到唐代初期这种文风还很盛行，这种文风适宜颂歌，不适合反映社会现实，于是有见识之士开始提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王勃、陈子昂等名人都提议改革文弊，可是他们自己的作品还是骈体。直到唐代中期，韩愈和柳宗元在总结前辈古文家倡导和骈文家改革骈文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完整的古文理论，把“复古”和创新结合起来，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得到了一大批学生和追随者的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

唐代之后是五代十国，社会激剧动荡，到宋代结束战争，开始重文抑武，文学复兴，这时唐代古文运动已经尾声，文坛上开始流行“五代体”“西昆体”，古文运动内部也出现偏面地学习韩愈的僻涩怪诞，形成“太学体”的不良倾向，是欧阳修率先起来，修正古文运动的方向，他主张学韩文的“文从字顺”而去其“怪怪奇奇”，利用主持贡举的机会把“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的苏氏兄弟取为上第，有力地扭转了脱离实际的文风。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之后是苏轼成为领头人，发展和丰富了欧阳修的主张，还培养了不少学生。

欧阳修是苏轼兄弟的老师，王安石和曾巩也曾拜欧阳修为老师。他们六人通过创作实践，形成相似的风格，建立平易顺畅的散文风格，使得平易的文风长传不衰，对明清散文的理论和创作都有巨大的影响。

八大家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总结者，实践者，是散文史上功绩卓著的大家，而范仲淹和司马光并没有积极参与古文运动和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

二、独特文风

八大家中韩、柳、欧、苏是领袖人物，最为杰出，其余人都能自成一家。

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擅长论、辨、书信、赠序、碑志。

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擅长论、辨、寓言体传记、游记。

欧文“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擅长杂记、传、祭文、笔札。

苏洵长于推勘辨驳，尤长于论。

曾巩近于欧文，柔婉平顺，擅长书信、学记、书序。

王安石的散文简结精炼，顿挫纡徐，擅长论、议、记、祭文、墓志铭。

苏轼之文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兼善众体，尤精于论、议、书信、随笔小品。

苏辙之文一波三折，情韵悠然，写得最好的是书信和亭记。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精力放在修史和政治上，而不是文学上。

范仲淹写过“先天下这忧而忧，后天下这乐而乐”这样的金句，但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庆历新政、戍边御敌上，而不是写文章。

综上，八大家是在散文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风，而司马光和范仲淹虽然名气响，但他们把主在精力没有用在推动和实践古文运动上，“唐宋八大家”作为散文集，他俩没有代表性，所以历代没有把他俩选入。

参考书目：

刘禹昌、熊礼汇译注《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

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