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人生

                                                               （岩竹呓语·九五）

人的一生，应该以六年为一个单元，以两个单元为一个阶段；如果觉得十二年太长，也可以按六年为阶段来划分。但我觉得，十二年一个阶段比较合适，它基本上是一个生长期，相应的人生任务也基本上相近。

自己的人生，都是以社会环境为基础、以个人选择为导向、以自己的才情能力为根基而造就的。多种多样的条件为个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也造成了障碍，它们可能成为前进道路上的促进力量，也可能成为前进道路上的艰难困苦。一个人成为什么样子，往往都有一些不由自主性；在这个道路上，似乎没有什么必然性，只有偶然性，而影响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他少小之时受到的教育和影响，那种经历在人的一生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而对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的判断和认同，常常成为左右一个人发展倾向的内在力量。

一个人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是由其过往的经历积淀起来的，而且是他做选择的根本理由。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过程，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这一客观性，但追求什么、生活怎么过，则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表现为不同的轨迹和影响。人的一生基本上是主动与被动交织的。有的人主动精神强一些，有的人被动精神多一些；有的人时而主动时而被动，被情势所左右；有的人一生懒散，无所谓主动被动，随遇而安罢了。

一个人出生是父母的事儿，环境是前人创造好了的，没有可选择的余地，你只能在前人的带领下生长、发展、成人。这时候，你没有任何主动性，只是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用哭声“刷存在感”，要吃要喝、要拉要尿；然后在蹒跚学步中、在快速奔跑中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念头、想望，旺盛的生命活力开始显露头角，探索的欲望如野火般燃烧，面对着新奇而陌生的环境，开始了认知和存储，把周围的一切都纳入自己的内心深处。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由父母生命带来的性格的雏形开始稳定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和心理倾向，但永远不能脱离祖先遗传给你的那种个性的“宿命”。当认知的事物、形成的念头按照生命逻辑构建起自己的“体系”时，人的主动表现开始出现，慢慢地成为自己面对世界的“主动性”。

在生命的头十二年，我们的思想、认知还是十分幼稚的，常常表现为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总是被大人和环境所左右，呈现出不可避免的摇摆性。六岁之前，我们基本上对自己的经历留不下多少印记，后来能够回想起来的，只是一些模糊的东西；七到十二岁时，我们的记忆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那些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东西会深深地留在我们记忆的深处。但在生命的前十二年里那些烙印在我们心里的事物、认知和形成的习性，会伴随我们一生，成为我们思想大厦的基础，成为我们今后生活的潜在指南，往往是不自觉地在发挥着作用，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按照它们决定的倾向而发展。

此后的十二年，仍然以六年为单元，表现为两个阶段，它是我们人生的关键时期。十二到十八岁，我们进入了初高中阶段，伴随着高强度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性格中的叛逆性达到新的高度，价值观念开始“坐床”塑型，对人生未来有了初步的勾画，理想信念取代少儿时期漫无目的幻想，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源动力。但这个阶段所形成的东西还不够稳固，可塑性仍然是突出的表现；特别是高考前一时期，我们对未来尚无特别明确的目标，常常受家长和他人的思想观念影响。在考虑未来时、在选择高校时，很少有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进行选择，大多数人不得不因为成绩差异而“量体裁衣”，适当降低标准，选取自己能够够得着的学校报考，把自己的职业取向交给大学毕业之后。十九到二十四岁，是大学与研究生时期，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架构、人格倾向，开始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乃至谈婚论嫁，是人生进入稳定时期的第一阶段。由于上学情况不同，没有上大学的早早进入社会，较早积累下人生的经验教训，往往比上大学的那些更加成熟和老练，主动性和竞争能力也会优于上大学的那些人；上大学的，由于学了一些东西，不少人变得高不成低不就，且缺少社会经验，进入工作岗位之后，要有一个适应期。在初期的社会竞争博弈中，大学毕业的往往比不过没有上大学的，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大学毕业的人才逐步显露出知识和技能的优势，成长和发展的速度较快，只要能够不懈努力，要不了多久就会把没上大学的甩在后面。

二十五到三十六岁的十二年，是成家立业、养育子女的时期，也是从青年迈入中年的特殊时期，更是奠定家庭经济基础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人生充满活力和变数，一方面结婚生子，一方面卖力工作，或是跳槽转行，无论是困难和纠结，都是一生中最多的时期。只有那些随遇而安的人，生活才会相对稳定，没有太多的起伏和波澜。这个时期子女尚小，夫妇双方父母健在，还能够为教养孩子操心出力，子女学业竞争还刚刚开始，还没有到白热化阶段。但在这个时代，家长教育子女的责任空前加大，不少原来由学校完成的教育责任被转嫁给了家长，让家长们不堪重负，整天忙得晕头转向。当今的教育存在诸多让人忧心的问题，这是其中最可恶的问题，反映出学校教育的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批判和建议，让学校教育起到应有的作用，履行应有的责任，切实肩负起教育下一代的任务。

三十七到四十八这十二年，人生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开始便创造生活便享受生活。在这个年龄阶段，很少有人再四处奔波，倒是以家庭和单位为两点一线，且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养子女、为子女未来发展操心费力的事情上，因为此时，子女在学业上的竞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时期。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工作和教养子女压力都比较大的时代，有的为工作放松了子女的教养，有的为教养子女轻视了事业，能够兼顾事业和子女的人为数不多。有条件的家庭，就让妻子当全职太太，一心一意教养子女。在日本，丈夫工作、妻子当全职太太是一种常见的家庭生活模式。与此同时，不少子女已经或接近完成学业，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子女的未来生活又成为家长们忧心忡忡的难题，也成为子女与家长矛盾的肇始因素，甚至决定了将来两代人之间的感情和财务关系。不少家庭出现的矛盾和纠葛，无不与此类问题相关。

四十九到六十岁这十二年，人生进入成熟时期，老于世故是不少人的表现，原先那种充满理想和奋斗精神的劲头已经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为子女和孙子女继续付出努力，并考虑自己将来退休的生活。人一旦退休，如果心理上过不了无所事事、遭受冷落这一关，就会一蹶不振，很快老去、很早死去。如果自己早做准备，在身体上、精神上、老有所为上储备好了，就能够过得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真正进入颐养天年的境界。由于国人的宗族观念依然稳固，进入壮年和老年期的人，开始把照看甚至教育孙辈的责任承担了起来，成为近乎保姆般的家庭成员。这种三代同堂的家庭，最容易在对待孙辈问题上、对待财务问题上出现矛盾，乃至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成为老年人与中年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永远的伤痛。一个家庭关系处理得如何，决定于这两代人的品行与素养，幸福的家庭都是处理得好的家庭，不幸的家庭都是不能放弃自我的固执、不能很好沟通所致。

六十一到七十二这十二年，在古代是人们不敢想的。那时候人们的年龄能够达到六十岁就很难了，所以，上古时期，人一到六十就称为“妖”了，需要活埋或杀死，那是非常残酷的做法。而现代人在这十二年里，还可以有所作为、有所创造，在颐养天年的同时，继续为家庭和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不过，由于漫长的一生中积下的疾患，这时候也可能疾病缠身，日子是在病痛折磨中度过的。所以，当代的人们为了健康地度过老年生活，已经非常注重身心的锻炼，这已经成为城乡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核心任务，也是他们的快乐幸福之源。老有所好、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根本，缺一不可。那些没有爱好、没有乐子、没有作为的老年人，很容易陷入孤独困苦之中不能自拔，在无所事事中消磨日子，成为没落的可怜虫。所以，但凡是头脑还算清楚的老年人，务必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有“乐活”的资本。在这世上，无所作为是最可怜也是最可恶的。

七十三到八十四这十二年，是和死亡斗争的要害时期，有幸能够闯过去，就能够更加长寿。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要自己去”，无论从自然年龄还是健康状况来说，这十二年都是一个关键时期，俗称“关口”。对当代的老年人而言，这时的人还头脑清醒，有较好的活动能力，身体特别好的，能够活得十分滋润而获得幸福的晚年。

八十五到九十六这十二年，已经是生命的晚期，存活的老人已经是很少了，如果闯过这个阶段，活到百岁应该不成问题。只是生死之争变得非常激烈，常常与死神擦肩而过。九十七到一百零八这十二年，是人生的第九个阶段，从阳数上说，已经到了极至，活着的人已经凤毛麟角，成为人们十分羡慕的对象。凡是对生命充满敬畏、对人生十分留恋的人，谁都想活到百岁以上，但能实现这一愿望的人，实在少得可怜。

在《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与工作》（[英]琳达·格拉顿、安德鲁·斯科特；译者：吴奕俊）一书中，作者综合应用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描绘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世界：随着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身体越来越健康，将来的世界与至今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会迥然不同。在科技、经济、心理学、医学和医疗突飞猛进发展的现在，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期望长寿的同时，如何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快乐，就是一个值得关注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