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最后一届村办初中生，也就是说，我们的小学同学和初中同学是重叠的。
那时候，农村很落后，家里都很穷。小学一年级有六十八个人，到初中毕业时，只剩下十七个，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高中。
然后，我上大学，参加工作。期间，我虽然回老家不下百次，但只跟几个发小有来往。
疫情期间，不知是谁把我拉进了一个群，名叫“童年的回忆”。打开一看，都是发小同学。
然后，有热心者开始组织活动，建议十一聚一下，并叮嘱我一定要参加。
作为当时的班长，而且只有我一个人吃了“商品粮”，我提出让我来赞助全部费用。结果，他们一致反对，坚持AA制。
地点订在一个山顶上的庙里，旁边正好有间公用食堂，菜谱包括两只活鹅，六只土鸡，一只山羊。正好有个发小做大厨，女同学做帮手，柴火烧开，绿色环保。每人两百元，中晚两餐把大家吃得有滋有味。
时隔四十一年，他们之间常能见面，互相知根知底，我却有一半叫不出名字。一番交流后得知，有三个同学承包了上百亩地，成了种粮大户；有一个承包了深圳、广州到家乡的客运专线，他慷慨地给每个人发了一包烟、一礶红牛；有两个同学做了门窗加工老板；有两个做屠夫；有六个人分别在广州、长沙、或镇上开超市；有一个是兽医；有一个在深圳开的士，等等。
我还发现，虽然这些发小文化程度不高，但没有一个偷鸡摸狗的；没有一个坐牢的。虽然有两个同学丧偶了，但没有一个离婚的。
这次聚会，大家都看得很重。开的士的同学连夜开长途没有回家直接赶到聚会现场；做客运专线的同学中饭后回家办事，晚上又返回山上吃饭；种粮的三个同学白天收谷子，晚餐还是赶来了；还有三个同学第二天家里办宴席，吃了中饭回去了；尤其是那个大厨同学，拒绝别人的有偿服务，专门为聚会主铲，损失上千元。
有个同学，父亲当过村支书，他最喜欢评头品脚，一直抱怨在山上聚会没档次，主张在县城举办才有面子，大家都没有接他的茬。
有个同学，在家里是曼崽（上有三个姐姐，他是最小的一个），小时候娇生惯养。晚上才赶来吃晚餐，然后发脾气，非要去K歌。大家通过票决，没有人附议。
我赶回长沙，已经凌晨时分。老婆怪我不顾安危，我没答理她，因为我自己觉得，今天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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