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奇特的一生》，作者柳比歇夫，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自我介绍：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给伊凡·伊凡诺维奇·施马尔高森的信（1954年）：
简短地回顾过去，以便更好地理解现在
（论基因储备）
……我出于老年人的唠叨，想向您说明我从我祖先父母遗传来的基因储备。
您大概不知道，我的父系祖先当时受过相当“专门”的教育：他们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农奴。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丧失蓬勃的朝气，买卖做得很顺手（看样子，他们是交田租的农奴）。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说，我的染色体中有乐观基因，更确切地说，是乐天基因。我的曾祖父在尼古拉一世治下死于霍乱。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在八九岁时，几天内接连死了母亲、父亲和两个姑母，都是得霍乱死的。但乐天基因的作用太强了，亲人落葬时他竟哭不出出来；为了装样子，挤出几滴眼泪，只好用洋葱。后来，他不管说起什么往事，甚至是那些伤心事，他都是笑呵呵的。倒不是他这个人心狠，也不是对人们的痛苦麻木不仁，正相反，他这个人最好了，无非是乐天基因在起作用。
我的爸爸也是个乐天派，从来不垂头丧气，不管环境多恶劣，他所有的熟人对他的乐天都真心地感到奇怪。同我的先人相比，我这个后代当然是退化得相当多了。但就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个乐观的人。
我身上另一种基因，多半是从母系遗传来的，可以叫作争论基因或饶舌基因：爱多嘴多舌，爱抬杠。我母亲娘家姓鲍尔土什金。明摆着，我的祖先得到这个姓不是偶然的。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极爱抬杠；他每次坐火车，总要特地找那些爱争论的人坐在一起——不同他抬杠的人不称他的心。
我从先人那里无疑还继承了流浪基因，甚至是冒险基因，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诺夫哥罗德省诺夫哥罗德县的人。大家知道，诺夫哥罗德人都是地道的流浪汉……
……为了证实这个流浪基因，我可以援引以下材料：（1）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年轻时曾逃到米塔瓦去上学，但又被骗回了老家；（2）我的舅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1877年俄土战争前夕志愿从军，参加了契尔尼亚夫斯克支队；（3）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酷爱出门漫游。因为当时还没有旅游业，所以他总是漫游圣地，曾先后两次到耶路撒冷。
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妻子（她的母亲，娘家也姓柳比歇夫），都一点也不留恋我们的故乡列宁格勒。我们和大多数染色体中没有流浪基因的列宁格勒人不同，并不想在那里定居。
应当说，我的祖先身上还有反教条基因。我上面提到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他阅读过达尔文和鲍克耳的著作，是个颇富于自由思想的人……我永志不忘的父亲，也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他是个虔诚的正教徒，但绝没有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按照萨尔蒂阔夫·谢德林的说法，他的信教不是因为怕鬼，而是因为爱上帝。他的上帝和高尔基外祖母的上帝一样，是善和爱的神。每逢过节，他照例上教堂做礼拜，由衷地感受到正教仪式的美。但一碰到机会，例如在国外，他又去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每次途经华沙，他又必定要到犹太教堂去听唱圣诗。我的父亲没有上过多少学，在村子里读的书，过去所谓的“读私塾”，职业是商人。似乎可以料想到我们家一定是个古板的旧式家庭。没那回事！我很小就同我父亲争论政治问题，争得热火朝天（父亲的政治观点很温和，因为他不希望发生革命），然而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闭上嘴，我大你小！”他在争论中总是把我当作平辈。
我可以说，我大概从父系方面还继承了捞基因。我的高祖父阿尔捷米·彼得罗维奇（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祖先）当初姓札格鲁宾，这个姓纯粹是个富农的姓。我上面说过，他虽然是个农奴，却做着买卖。可是，在我们一族，捞一把的兴趣，表现方式各不相同。我父亲，表现在物质上（他是实业家，进取精神肯定不亚于美国人）；在精神上无疑也有所表现：他从小努力自学，对学问十分热衷，至死不变。他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去世的，终年86岁。我在物质上捞一把的兴趣低落了。我的父亲当初因此很伤心。有少数几个人很赏识我的办事能力，他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有时候叹着气说：“唉，要是萨沙能帮我忙就好了，我们能把半个诺夫哥罗德省都买过来。”我选择了科学事业，他是不同意的，但只是在这些个唉声叹气中流露出来。他非但没有阻挠我的事业，还千方百计帮助我。革命后，他自然用不着为我做出的选择遗憾了。精神上捞一把的兴趣，我是全部继承过来了，我努力获取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始终乐而不倦。
最后，我的基因储备中肯定还有好心肠基因。我姓柳比歇夫，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最早姓这个姓的，大概是我的曾祖父谢尔盖·阿尔捷米耶维奇。他跟人打招呼，老爱说“好心肠的老兄”，由此产生了我们的姓。我的父亲心地特别善良，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好，比他们本来的面目要好，非要到铁证如山，无可怀疑了，他才会相信人家议论那些人的坏话。
这便是我的谱系。您可以看出，我的品质得于我的先人，首先是我永志不忘的父亲，但看来也有许多得于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从小他就特别喜欢我，虽然总的说来他是不特别宠孩子的。
从这封信中，我们对柳比歇夫有了一种真实的了解，一个人要活得多坦率才会如此心怀坦荡，直言不讳，把自己坦诚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活的钟表，用自己的一生完成自己的使命，把时间精细记录到分钟。
他的时间感是不看钟表的，在他日记中都有记载，时间记得十分准确——“1小时35分”“1小时50分”，然而当时他自然没有看表。我同他一起散步，不慌不忙，我陪着他；他借助于一种内在的注意力，感觉得到时针在表盘上移动——对他来说，时间的急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仿佛置身于这一急流之中，觉得出来光阴在冷冰冰地流逝。
看到这些，我也深受触动，我的时间颗粒度有点大，对于我来说，时间少于30分钟，我是不会记录。
比如每天早起做早点、手抄和整理都不在我的时间记录里面，时间记录都是整时间，事情也是重要的事情才会记录，比如昨天豆包跑了，浪费了半个小时，我不会记录，我认为这时间是无效时间，已经浪费了没必要再浪费。
现在想想，那也是我的时间，也是我财产，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我曾在傍晚飞快的跑遍大街小巷。这也是对时间的忠实，我们要利用好时间，也要顺着时间，生活才有松弛感。
柳比歇夫的时间管理就像庖丁解牛，在他一生中，主人公不但睡得多，不开夜车，他还经常从事体育活动，至于领略山河景色那就更别提了。他对生活的乐趣，享受得要比我们多得多。
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忙碌的人，学到这里，我才发现对时间的认识还停留在一种不自知中，哪里会没有时间，把时间管理好，是要认真学习和实践，不是被时间所奴役，而是要完全融入其中，这样时间就会越用越多，积攒下大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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