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邓已

1. 暑假回来，听同事说，邓已没啦。听第一遍时很是怀疑自己的耳朵，所以两眼盯着同事，满怀疑惑地追问：“怎么回事？”

“肺癌。晚期。”

“我暑假前在学校还见过他呢！当时没看出他有什么不对。”

“他那时已经确诊了。医生跟他说得很明确，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

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满脑袋浮现出邓已的镜头，不胜哀惋地感叹说：“可惜了，这么年轻，还没到退休年龄就匆匆地走了。”

2. 邓已是我大学校友，比我小两岁，同届不同系。我学外语，他学数学，彼此没有交集。但命运使然，大学毕业时我们被分配进同一所学校，成为公共基础课老师。

邓已虽然是理科生，但对于文学情有独钟，业余时间，除了下中国象棋就是写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海子老乡，不会编凑几句诗简直不像话。他的诗先后发表于各类诗刊杂志，后经整理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个人专集，也因此，他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就被安徽省作家协会接纳，成为我们学校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省级作家协会会员。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邓已很少再发表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老了，激情燃烧完了。但就我所知，是他的兴趣转移了，由写诗歌转向了玩股票。

记得2008年冬天（那年的冬天特别冷，雪下得也特别大，所以到现在还能记得年份），我被教务处安排和邓已一同监考。他竟然把笔记本电脑也带到了监考教室（当时教室里还不像现在前后安有监控设备），并且在考试尚未开始的时候就打开了电脑。我当时还不了解股票，对股票没有兴趣，觉得那不过是一个合法的赌场。所以，即便邓已打开了电脑，告诉我他那段时间亏了不少钱，我也没有凑到电脑跟前去瞅一眼。实在说，我根本就看不懂那些柱状和曲线。

监考结束的时候我问他：“今天股票怎么样？”

邓已一边点烟一边苦笑着回答：“今天的监考费全砸里面也不到我今天亏掉的千分之一。”

“那你投到里面的钱不少？”

“我投的只能算是毛毛雨，九十来万。九十来万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已经不少了，但在股票市场里什么也算不上。股票市场里也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我这点钱在股票市场里连虾米都算不上。”邓已一边说一边喷出一口淡蓝色的烟雾。

“你投资这么多钱你老婆不知道？”

“她从来不问我的事。我的收入我管理。她比我收入高。”

“听说她是做建材的。”

“具体说是卖钢筋的。也只能算小本生意。嘿嘿。”

3. 我最后一次见到邓已是上学期的六月底，考查课即将结束的时候。那天我们两个都有课，在从教师宿舍到教学楼的路上彼此碰到了一起。

当时邓已走在我前面，肩上吊着一个黑色挎包，低着头，好像在一边走一边思考着什么。

我紧走几步，对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嗓子：“嘿，老邓。”

鄧已勾头扫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等到我差不多跟他并肩的时候，他又扫了我一眼，声音沉闷地问我：“你也有课？”

对他的问题我没给予回答，反过来问他：“这学期很少见到你。你现在课不多吧？”

“他们不给我多安排课。”邓已有些开玩笑地回答说。

我其实知道其中的原因。一是我们是高职院校，办校原则是“实用为主，够用为度”。在此原则下，公共基础课（主要是中文、数学、英语）靠边站，致使第二学期的数学课课时数严重不足，个别老师一周只有八节课。二是邓已虽然1985年就大学本科毕业，但因为英语基础差，职称上永远定格在了讲师级别，以至于他在教学上越来越不用心，教学效果平平，教研室不愿给他多排课。三是邓已骨子里不满学校的教学管理，尤其是看不惯那些根本不是从教学一线上去的校领导和教务处领导。这些人明明对于教育学和教学法狗屁不通，却还要动不动指手画脚，“到下边”听课，组织教学大赛，“指导”具体教学。不过这些原因无法构成我们继续对话的内容。于是我又改变话题，问他：“平时怎么打发时间？下棋？”

“那玩意也不能天天下。还得棋逢对手。我一般是到老婆上班的地方，跟她那些朋友喝喝茶，聊聊天。”

“很滋润嘛。”

“也还行吧。反正孩子大了，工资比我工资还高，也不需要我操什么心。”

“听说这段时间股票不好炒。”

“我已经退出来了。前些年赚的几乎又赔进去了。就等于消磨了时间。”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教学楼群附近。邓已扔掉快要烧到嘴唇的烟蒂，对我挥了一下手。然后，我们各自向不同的教学楼走去。

整个聊天过程中我注意到，邓已显得有些倦怠，眼神里缺少光亮。

而且我还注意到，他的肩膀上落了一层头皮屑，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不清爽。

没想到他当时已经被确诊了，竟还在带病完成最后几节课。

他就这么默默无闻地承担着教学工作，然后突然间不动声色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学校。

学校方面没发讣告，以至于开学回来，大多数老师都像我一样，对邓已的去逝毫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