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官司，要从仁宗庆历四年说起，
王伦兵乱，从楚州南下路过高邮，知军晁仲约估计无法抵抗，就要求当地富户共同出资，款待和厚贿盗贼。盗贼因之没有抢掠施暴，高邮得以苟安。
此时正值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的风头上，《十条》中的“重命令”即强调要严肃纲纪，整顿吏治。
这件事报告到朝廷，诸多执政大臣为之震怒，富弼认为应该将晁仲约正法。就政治纪律和法律法规而言，晁仲约作为一方官长守土有责，和盗贼做这种交易是不可宽宥的。试想，如果各个州府都照此办理，盗贼岂不是更加有恃无恐、横行猖獗？长此以往，也就国将不国了。因此，富弼认为，不杀晁仲约，以后有事，就没有人肯抵抗盗贼了。为了把晁仲约送上断头台，他还拿民意说事，说高邮当地的民众对晁恨得要死，“疾之欲食其肉”。这样的人还留着做啥？
我这里先说明一点，宋代的“军”属于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县。晁仲约的身份“知军”实际上就是知县，与军事没有任何关系。
但范仲淹却主张刀下留人，宽赦其死罪。范的理由很简单：如果郡县有军队和武器，在盗贼面前放弃抵抗，反而和他们做交易，主政者当然该杀。但高邮既无军队又无武器，晁仲约此举也是为了保护当地百姓，情有可原。如果判死罪，有违法理精神。至于所谓民意，他认为，老百姓付出了财物而免于杀掠，按理说内心应该高兴，说大家恨不得吃晁仲约的肉，恐怕言过其实。
仁宗本来心肠就软，杀人这样的事更不敢任性，他听取了范仲淹的意见，晁仲约逃过一死。对此，富弼很生气，出了大殿，他对范仲淹说：现在新政刚刚开始，最怕的就是有法不依。我要严格执法，你却多方阻拦，以后还怎么管理众人？范回答他的这段话很值得玩味，原话有两个版本，先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记载：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另一个版本来自《邵氏闻见录》，略云：
上春秋鼎盛，岂可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将不保矣。
两个版本意思差不多，但说法不同。眉眼一模一样的只有两个字：手滑——不能教皇帝杀人以至“手滑”。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人的争论并不在同一维度之内，富弼讲的是法律，范仲淹讲的是人性。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面对着一桩具体的案件，人性似乎应该服从于法律，不然的话，法律的权威何在？但法律不应该排除通往人性的幽径。如果以一个更宏阔的时空作为背景，法律则应该服从于人性，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性进步，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范、富争执的关键在于，富弼是就案件论法律，或者就法律论法律，他眼里只有一个晁仲约。而范仲淹则是就法律论人性，他的目光越过晁仲约那颗无足轻重的头颅，警惕地注视着人主的心理异化。宋王朝开国以来，皇上从不诛杀臣下，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现在如果怂恿皇上杀人，仅从本案看似乎维护了法律，但此例一开，日后他越杀越多，杀得兴起了，“手滑”了，就会不按法律了。什么叫“手滑”？就是习惯了，不仅习以为常不由自主，而且习与性成乐在其中，到那时你想用法律去管住他就难了，因为他是人主，他无法无天不讲法律，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为政者当防“手滑”，不光是杀人，还有作恶、贪腐。此等勾当，开始时手涩，紧张，甚至害怕，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受到理智和良心的责备。但做得多了，习惯成自然，手就滑了。更有甚者还会上瘾，不做就手痒，这是很可怕的。由这个“手滑”，我们还会想到其他好多“滑”：脚滑、嘴滑、耳滑，甚至还有意滑，都不好玩，尤其是在人主那里。例如起初听到人家喊自己“万岁”时，或许还有点受宠若惊，不大习惯。但听得多了，就理所当然了。若发现有人没有喊，或者喊得不高，就不高兴甚至要起杀心了。
范仲淹毕竟是历经宦海沉浮的人了，他知道，无论同僚还是人主，只要利益需要，一个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到那时，“吾辈首领，将不保矣”，这就是政治斗争的严酷。富弼还不到四十岁，而且一路顺风顺水，难免年少轻狂，对这种严酷还缺少感受，因此对范的这番话不以为然。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有感受了。第二年，富弼因谗言离开二府，宣抚河北。不久重回京师，皇帝却不许他入城。他以为皇帝要杀他，在驿馆里一夜睡不觉，想起当初范仲淹说过的话，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宋人称男性长辈为“丈”，至于“六”则是范的排行。范在兄弟中排行老五，连同堂兄范仲仪，排行为“六”。富弼现在知道“范六丈”的老辣了。后人罗大经诗云：“奋髯要斩高邮守，攘臂甘驱好水军。到得绕床停辔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富弼绕床叹息是在第二年九月，距现在一年还不到。这说明年少轻狂和谦虚谨慎之间并没有千山万水，有时只需要结结实实地跌一跤就够了。
二十三年后，年过六十的富弼应该老练了吧，不过有的官司，再老练也解决不了。
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夏天，山东登州发生了一起“杀夫案”。
案发当晚，村民韦阿大正在自家田头的窝棚里酣睡。不想有人潜入，捅了他十刀，还剁去了一根手指。韦阿大深受重伤，奄奄一息。幸亏被早起耕作的村民及时发现，把他抬回了家中。
事情很快报给了官府，县衙派县尉前去勘察。一番打探后，就把怀疑对象锁定在年轻貌美的阿云身上。
阿云被带到县衙。几句话问过去，她就供认自己就是凶手。原因是因为丈夫颜值太低，不想和这相貌丑陋的家伙共度此生罢了。
阿云杀夫案轰动了登州府。大宋法律规定，“杀夫”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不论是死是伤，都要处以极刑——斩首。很多人都翘首期盼，看这活色生香的小娘子如何被斩于刀下。
但审判结果让众人大失所望，阿云只是被流放2500里。于是群情激奋，各种污水都泼向了登州知州许遵。
宋史称许遵“累典刑狱，强敏明恕”，他不仅中过进士，还中过制科中的“明法”科，当过大理寺（最高法院）的详断官和审刑院（中央司法审核委员会）的详议官，在大宋算是法律专家了。
许遵初审时抓住了一个关键，那就是阿云和韦阿大夫妻关系是无效的。原来阿云是在母亲去世不久就嫁给了韦阿大，而宋朝法律规定为父母服丧期间是禁止嫁娶的，因此阿云和韦阿大之间不存在夫妻关系。也就是说阿云不是“谋杀亲夫”，而是“谋杀路人”。
许遵还认为阿云有自首情节，可以减刑。大宋的“自首法”有一种叫“案问欲举”，就是嫌疑人经过官府审问后主动招供的，也被视为自首。“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减罪二等坐之”，而大宋“谋诸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减罪二等，所以就判流放2500里。
登州府的初审意见递呈大理寺复核。大理寺认定阿云“谋杀已伤”罪名，处以绞刑。此时已是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慈悲为怀，法外开恩，免其死罪，判终生编管。
大理寺的复核意见以及宋神宗的批示都下发到登州府。虽然阿云免于一死，但许遵不服，拒绝执行中央命令。他要皇帝给出一个说法，明确支持自己的判断。
而此时许遵已调离工作岗位，成为大理寺长官。这大法官刚一上任，就被人扇了一个大耳光，这让许遵情何以堪？许遵自是大大的不服，他奏请皇帝，将此案交给两制谈论。于是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就搅合进来了。司马光支持大理寺、刑部的意见，而王安石则站在许遵这一边。
阿云案又被称作阿云之狱，这起小小的案件，竟牵动了诸多法官和诸多名臣（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富弼、文彦博、 唐介），还惹得宋神宗连下四诏，争论了十几年，在当时影响的确不小。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对阿云是否适用自首减免刑罚。当时分为以王安石，许遵，吕公著，韩维为代表的慎刑派，和以司马光以及三法司为代表的严惩派。
司马光等认为阿云不能适用自首减免刑罚，遵循的是《宋刑统》里说：“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列”。
而王安石则遵循《嘉祐编敕》：“谋杀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认为阿云适用自首减免刑罚。
在多次讨论之后,宋神宗选择支持许遵和王安石的判决意见，并于同年七月颁布诏书：“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
然而宋神宗的诏令并未贯彻执行。 御史中丞滕甫对此案判决结果持有异议,请求再次推选官吏进行评议。宋神宗便将此案交由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新评定。
这三人的看法基本和王安石一致，于是宋神宗又下诏，结果是又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再议——下诏——反对，循环往复。为这小小的案件，宋神宗竟下诏四次，让宋神宗不胜其烦。
最终，宋神宗以敕令的形式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金口一开，终于画上句号。
从法律条例来说，双方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但是结合时代的背景来看，北宋初年为了“用重典以救时弊”之效，推崇猛刑治国，各级法官遵循上意，无不严厉镇压盗贼，遇有疑难案件，也多从快从重处罚，成为当时法制的一个突出特点。
到北宋社会稳定之时，严刑峻法已无必要，且弊端丛生，引起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和忧虑。真宗时，名臣陈舜俞就直言不讳地疾呼：“罪疑惟轻，立法以教后世也!轻者，忠厚之道非赦之谓也。”
希望把“罪疑惟轻”当成断狱和立法的普遍准则，而不是法外施恩的临时举措，这是对慎刑最明确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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