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聊汤因比口中最好的朝代,北宋。
读了许多年历史,你会发现,历史比较有意思的时代,一般发生在两朝交替时期,楚汉争霸,三国风云,隋唐英雄,五代十国…五代后周的御前都点检赵匡胤,却是兵不血刃的完成了朝代更迭,哦,准确讲是只杀了一个人,大将韩通。
完成政权和平更迭后,自然要稳固政权,于是有了第一块石头。
宋太祖赵匡胤开国第三年,即“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凡新天子即位,都得到碑前跪拜默诵。直到靖康之难,宫门大开,人们才知石碑刻的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不仅北宋皇帝遵守了,南宋皇帝也遵守了。今天,当我们在欣赏宋朝那些绝世的文学艺术时,亦不得不向当初密室里的那座誓碑投以欣赏的一瞥。
话说这么好的政策,为何却要藏之密室、秘不示人呢?可见这中间还有一层更深的心机:政策尽管好,也只能让赵家的子孙自己掌握,不宜张扬。若张扬出去了,文化人都有恃无恐,一个个头翘尾翘的,轻狂得不知斤两,岂不是太“自由化”了?政策捏在我手里,我对你客气,是深仁厚泽,皇恩浩荡,你得对我五体投地、感激涕零才是。这样,甚好。
读到这里,不由让我想起了那个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却又口无遮拦的年轻苏轼。
另一块石头,坐落在开封市小西门内的包公祠,上面镌刻着北宋王朝历任开封知府的名字,所以也称“知府碑”。
公元961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的次年,晋王赵光义就被任命为开封府尹,主政京师。这个位子,他一待就是十五年,直到后来的斧声烛影,他也摇身一变坐上龙椅了。
我们不难看出,在开国之初,这么重要的职位,只能是姓赵的人坐,除了光义同学,后面荆王,也就是宋真宗赵恒也坐过。
石碑往下看,那真是群星璀璨,例如寇准、范仲淹、蔡襄、蔡京、吕夷简、欧阳修等,唯独看不到那个和开封府划等号的包拯,怎么会没有他呢?
其实,包拯的名字还真有,不信的话,年轻貌美的导游小姐会故弄玄虚一般,指着石碑中间的一块坑告诉你:“包拯的名字在这里。”千百年来,因人们敬仰包公的大名,在观赏石碑时经常指指点点,天长日久,竟将包拯的名字磨去了,只留下了一处起明发亮的深坑。
这是要多少次触摸,才至如此啊!
“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比如岳飞。膜拜清官的人民也是不幸的,因为这种膜拜大抵不会是幸福的舞蹈,而是痛苦中的祈求。
在中国,反腐败永远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至少在小民百姓的生活空间里,它的分量比起经邦济国的政策纲领,仿佛重要的多,小民百姓更关心自己的衣食温饱,因此,为官的清廉与贪酷,往往成为他们对政治最朴素的评判,至于更高层次的追求,大抵只是精英伟人们关心的事情。而民众对腐败的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集中反映在舞台上那些戏曲和影视作品中。谁能想到,青天会出现在我们都喜爱的北宋呢。或许,北宋的包青天不是寂寞的,但五百年后的海青天肯定很孤寂。海内存知己,时空若比邻?
话说回来,开封府尹这个位子,其实也不好坐!
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担任过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三人,平均每人不到一年。即便是主角光环的包拯,任期也不过一年零叁月,嘉佑二年三月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嘉佑三年六月去职,后由欧阳修继任。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请你开路,这是主子控制权臣的一种游戏规则。
在历史学家眼里,包拯的名字远不及范仲淹响亮,范仲淹不仅是身居高位的宰相,也是饮誉北宋文坛的散文家和诗人,不仅具有道德的勇气和高迈的情怀,也是名噪一时的政治改革家——他在庆历初年发起的那场改革虽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单凭他面对水光山色的一篇《岳阳楼记》,或者单凭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足以令同时代的志士豪杰兴高山仰止之叹。后人称他是“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朱熹称他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这些恐怕并非谀词。再看包拯。正史上的包拯其实并没有传说的那么神,他的那些为后人所称颂的政绩,例如微服私访、放粮赈灾、弹劾权臣直至皇亲国戚,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勤勉而刚正的实干家。他任开封知府一共只有一年半,这期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举动,也没有断什么有广泛影响和震慑力的大案。平心而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包拯的名字不仅比不上范仲淹响亮,即使和“知府碑”上的其他有些人物相比(例如寇准、欧阳修、蔡襄等),他也不能算是最出色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只寻找包拯呢?答案自在老百姓的心里。
北宋的这两块石头,一块砸在帝王心上,一块砸在老百姓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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