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荣格说:“人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的,第二次常常从四十岁以后开始。”我的生命轨迹几乎符合格荣的说法,但是第二次生命来得要早些。
1985年七月,燕子口的气候和全国一样,已进入初秋。我感受到母亲情绪的激动和焦躁,也许是因为闷热的气候,但毕竟已经立秋多日,夜晚还是会有些微凉风缓解一二,所以,目前的情绪波动应该主要是即将初为人母的喜悦和无助吧。
我想尽快出来陪着孤单的母亲,一定是我的意念发生了作用,我感觉我住的小房子不断收缩,挤压得我想突破这种窒息的束缚。我越想冲破束缚就越用劲挣扎,就越加明显的感受母亲的惶恐与不安,我不敢动却又想动。
如此在动与不动间僵持着,小房子在抖动,母亲在行走,约半小时后,我听到除了母亲以外的人在说话,“在那边等着,反应强烈了再上产床”,我有些茫然,就乖乖的缩在母亲肚子里静静的听着外面的人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交谈声和母亲的细微的呻吟声……突然,窒息感加强了,母亲的情绪更加不稳了,外面的响动也更大了,我听见他们对母亲说:“用劲!想做母亲就快些用劲!”。而我也在这种黑暗拥紧的环境里想要冲破一切,我的头不由自主的挣扎着用力顶,脚用力蹬,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光亮,我兴奋极了,更加卖力地朝着光亮的地方顶。“哔”的一声,我从住了7个月的小房子里挤滑出来,离开了母亲的肚子,来到了她的身边。
母亲离开产床后就一个人抱着早产弱小的我回到租住的小屋,这是我们的家。回家后母亲就虚弱的躺在床上,我们一样的躺着、一样的米水未进、一样的饿。我的嘴里还不断的呕吐出黑黑的脏物,母亲被吓着了,她手忙脚乱的把我抱在怀里,我大声哭,母亲也在哭,哭累了就迷迷糊糊睡。这样昏昏噩噩过了一夜后,母亲强撑起床做了第一顿月子饭,幸运的是我也在同一天喝到了母亲甘甜的乳汁。
因为我是早产儿,身体不好,在月子里几次昏厥在母亲手中,吓坏了她也累坏了她,而母亲在产后没得到好的护理和休息,肚子疼痛都是猫着腰走路,几个月后才好转。我出生后的半个多月后,爸爸做生意回来,我终于见到了他。他抱着我激动的哭,居然是说“以后可以当外公”,爸爸陪我们几天后就走了。
慢慢的我视线越来越清晰,我终于看清楚母亲的脸,她抱我时,我就呆呆的盯着她脸。母亲很美!在那个不见脂粉的年代,母亲是天生的丽质,也难怪爸爸甘愿冲破世俗,娶了汉族的她,搞得天怒人怨,不得不背井离乡的生活。当然,爸爸也很好看的,但比起母亲是差了许多。
慢慢的我们的生活进入正轨,爸爸做生意顺路了也会来燕子口陪我们几天,然后又回他的老家野里去。我十个月时,爸爸发矿到湖南,我开始了第一次的长途旅行,不幸的是在火车上爸爸把我的座位让给一个不认识的叔叔坐,母亲他两轮流抱我。那位叔叔为表感谢就去接来一杯开水,结果开水倒在了我和母亲身上,我的腿上的皮烫垮了能见骨头。当天爸爸便把我们送到军区医院,幸得贵人相助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几天便结痂长新肉,没多久就恢复了,长大后也只见隐约的痕迹。
这次回来我们搬了家,从燕子口搬到毕节,妹妹就是在毕节出生的。我还记得我们就住在军分区那儿,门前有一个很大的石墩,有次我调皮,捏着木棍打了一个大姐姐,人家父母找上门来我就躲在石墩后悄悄观望。不远处有一条河,我被一小朋友推了从河堤上摔下去,那叫一个惨烈,从那以后我就不定期的流鼻血。到夏天很热时母亲会用大盆盛水放在门前洗衣服,刚会走路的妹妹玩热了就会跳在盆里坐着,母亲又多了一件事,给妹妹换干爽衣裤。
每次上街母亲就推着个儿童三轮车,我和妹妹坐在上面,买好东西就放小车后面,我坐前面的位置,妹妹由母亲背着。每次生病我们姐妹也是一起生病,到医院就诊都是背一个抱一个,专医院的医生看了心疼母亲就会骂:你不会晚几年生吗,这样多受罪啊。母亲不怕受罪,但怕我们受罪,在毕节那两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妹是快乐的,我们的生活简单温馨,爸爸偶尔来时更是完美。
这样的生活在我三岁时改变了,爸爸强行带着母亲和我们姐妹回到野里,当时我不喜欢这个地方,首先是没有电,夜晚总是漆黑一片,白天也没有电视看,从毕节搬来的洗衣机也用不上,还没有自来水,连水井都没有。我更讨厌的是突然多出的很多亲戚和村里的邻居,他们总用探索而隔离的眼神看着我们,会让人莫名其妙的起鸡皮疙瘩,母亲说我记事早,醒事也早。他们和我们没有太多的交集,那时我就知道我们不受欢迎的,因为我们是“汉人婆”生的孩子。
母亲一个汉族女子想要融入回民聚居的生活圈是不容易的,家族的排斥和同村人的冷嘲热讽是必不可少的,那些人也只在爸爸面前不敢放肆,可那些年的母亲不是一个会向爸爸吹枕头风的人,那一张张表里不一、尖酸刻薄的嘴脸烙在我的心里。爸爸应该也是看出我们的处境的,就在回民村的旁边新建了房子,建房这一年,我的弟弟出世了,我四岁。母亲每次背着弟弟去山上挑水,要把我和妹妹送去隔壁村的姨妈家,这个地方严重缺水,挑水的时间远没有等接水的时间长,我们就在姨妈家饿着肚子等她来带我们回家(我们是回民小孩,不能吃别族人家的食物,不能吃猪肉或猪油)。爸爸亲自去炸石头来修建房子,每一根木材都是用自己的肩膀扛来的,亲戚们那时都怕沾惹我们吧,爸爸也是特有骨气的人,不愿意向谁低头,包括命运。
这一年,所有人公认的行善积德通情达理的奶奶去世了。临终前她对母亲说再生个儿子给弟弟做伴,在这样的封建落后家族里,女人的地位在于儿子的多少和出息,孩子多了,一笼鸡不叫,另一笼鸡叫。但是当时母亲已经做了结扎手术,命定此生只能是我们姐弟三人了。
爸爸为了我们这个家的发展,迫不得已把才在村小读二年级的我送到县城上学,六岁的我寄读在爸爸的朋友家,因为民族不同生活不便又把我送到威宁县,和妹妹一起在开餐馆的一个远房亲戚家寄宿上学。弟弟上学前班也来了,威宁成了我们真正的故乡,在生活上几乎远离了影响身心的世俗愚昧。
后来,我们家在威宁建了房,也算扎下了根。这是我的第一次生命,在吸取父母养分中生存,在父母的期望下完成学业、组建家庭、传宗接代。一切都是在父母的安排和期许下进行的,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己。
32岁,完成了今生的生育任务,开启了我的第二个生命,活给自己,此真谛就是付出。生育让我的人生角色转换并定格,养育孩子并要养育好孩子成了人生新的课题;如何给父母一个可安享的晚年生活也成了我内心最大的难题。我必须遵循我内心的呼唤,活出为人母的坚强善良、为人子女的谦恭体贴,尽最大可能的完善自我,才能是个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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