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名满天下的伯特兰•罗素来到中国。那是辛亥革命十年后的中国,新文化的风气已经在知识界蔓延。然而,广大地区并没有吹到改革的春风。那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
与知识界普遍对罗素顶礼膜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素本人倒是对知识界眼里野蛮落后的传统中国兴味盎然。一日,罗素在乡间游玩,一个中国轿夫十分很吃力地给他抬轿子。他觉得轿夫很辛苦,有些过意不去,但轿夫似乎不以然,还悠闲地抽着烟袋。罗素感慨:底层人也有乐天知命的幸福。
这话不知谁传出去,让鲁迅知道了。鲁迅说:这轿夫要是不这么乐天知命,中国也不会变成这个鬼样子。(大意)
罗素应该不知道鲁迅批过他。不过,他大老远跑来,也不为吵架,为的是寻找人类幸福自由的灵丹妙药。他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汇编成了一本小册子:《中国问题》。
在这本书中,罗素像一个从世外桃源回来的武陵人,满怀兴奋地向他的欧洲同胞们描述着古老中国的面貌。那时的中国,在刀来枪往的西方列强衬托下,的确像一个遗世而独立的美妙女子。对罗素这样一个大英帝国贵族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中国是神秘的、包含着无限可能的——那必然也包含着一劳永逸地实现世界和平的办法。
《罗素论幸福人生》收录了罗素从中国取经归来后,在欧美等地的演讲。他声称:如果全世界都像中国,全世界就会和平。他甚至担心,这样纯洁的中国,会沾染上白种人的坏习惯——白种人是残忍的、强调竞争的;中国人是平和的、谦逊的。在中国知识精英眼里,那种没什么出息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赏花遛鸟之类的),罗素也大加推崇:总比拿着刀互相砍来得好。
大学时第一次读到罗素,我被他的书深深吸引。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如此清晰地阐明自由与幸福的真谛,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人崇拜偶像,明白了什么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何况罗素从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后来我发现,罗素是“不执行”的。有一个关于他的特别著名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投入到反战运动中。面对同胞的质问“你为什么不去保卫文明”,他毫不客气:我就是那种他们要保卫的那种文明。是的,也许罗素的反战是正义的、必要的,可那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事情,他的智慧对当时的中国有帮助吗?不效仿西方的工业文明,不学白人的“坏习惯”,中国在那样一种环境下还能生存吗?对此,罗素倒是很诚实,说自己无法回答。但他仍不死心,他支的招是:让白人自己打去,打光了死完了,中国就赢了,世界就和平了。
一百年后的今天重读罗素,会觉得他更加不合时宜。不光是因为政治的风水转过几轮了,昔日被列强按在地上的古老中国,已经摇身一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鳄。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精神面貌也大大改变了,再也不是靠罗素那一套自由主义说教就可以扭转过来的。那么,今天阅读罗素,意义在哪里呢?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大意是整个世界的格局,又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这个类比可能有一些不准确,但是它无疑也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个世界是动荡不安的,有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正在瓦解。即便我们不会经历一场世界战争,也应该跟一百年前的罗素一样,投入到一种生活的冒险当中,重新认识并塑造这个世界。
罗素活了将近一百岁,他穿越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以一战的反战为人生起点起点,最后以反越战作为他的人生终点,不管他的自由主义理念是多么不堪一击,不管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多么肤浅(这种肤浅甚至从他对共产主义的赞扬中也可以发现),都不能否定他作为一个人道的自由主义者正派的一生。我甚至觉得,罗素才是桃源中的那个女子,他代表着欧洲的传统教养。然而,我要说,这种教养属于一种已经死去的文明。
罗素说过一句俏皮话:“你相信什么都无所谓,就是别太相信自己”。如果我们不把它仅仅理解成一种英式的幽默自嘲,而把它的含义扩大,那么的确,这个时代明显有一种“相信自己”的病,尽管用各种花言巧语包装了(“历史的终结”、“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根子里还是太相信自己,太相信一个充满了压迫与绝望的世界可以“岁月静好”下去。今天还需要读罗素吗?当然可以读,但要记住这个一眼就能望见灾难的世界,本身就是对罗素的无情嘲讽。读罗素,不应该沉迷于他的幽默智慧,更不应该邯郸学步,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一个“不执行的人”。在他那里,只有燃烧着的寒冷。然而,有一种真正的火焰,需要我们到别处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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