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倡导与支持儒家典籍整理工作，对儒家学术本是好事。
然而唐太宗过于看重儒家学说的意识形态功能，此次经典整理的主要目的就变成了编纂出适合现实政治需要的官方教科书。
这样整理出的经典， 过份强调儒学的社会实践功能，忽视其内圣意义，不在由“正诚格致来安顿和升华生命，仅仅是“讲论经义 商略外事”的外王之道。
而作为官方教科书的《五经正义》出来后，而后经义无异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束缚了儒学灵性，是儒学重蹈汉代经学的覆辙，逐渐再一次沦为一种僵化烦琐的理论体系。
这样初唐儒学也只是形式上的繁荣，文人学士参加唐王朝组织的科举考试，把儒学作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
他们或趋于诗文，以猎取功名，光宗耀祖，显身扬名，或遁入禅门。
儒学新动向:刘知幾“六经皆史”
官方儒学日趋僵化，儒学现状引起人们的忧虑，有一些学者摒弃传统，抒发己见，为儒学发展另辟新途。
自西汉中期儒术独尊后，儒家经书被抬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影响人们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整理。
刘知幾把经书做书史史料，平常心对待这些经典，他冲破传统观念束缚，摘除儒学经书的神圣光环，开“六经皆史”的先河。
他的《史通》不但对儒家经典背景人文主义解释，也消解儒学的神秘主义，同时开启了对儒家经典的怀疑思潮。
循着刘知幾的思路发展，大历年间疑经学派崛起，许多学者倾向于相信自己判断，不把早期儒者对儒家经典的意见视为定见，使疑经思潮成为一代学风。
韩愈：重建儒学道统
在中唐期除官方儒学日趋僵化外，儒学在政治是面对极大挑战，佛道在日渐壮大。
尤其武周时期武则天出于政治原因，对佛教大肆利用，使佛教势力膨胀，几乎形成独尊的格局。
在这种背景下，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以期重建儒家道统、重振儒学精神，他同时对佛教进行严厉批判和排斥。
但韩愈分析佛教势力强大，信众较多，主要因为佛教具有一套精密与完备的心性学说。比如超现实的因果报应论。
他从《大学》强调的正心诚意出发，以期建立儒学的心性理论，提出“性三品”的主张，只是这种学说深奥高远根本无法与佛教简单明了的心性论抗衡。
此后韩愈的追随者李翱，从儒家早期经典《中庸》中的“诚”的概念出发，融合佛道的性，建立以儒家德行为主题，性命为中心的“天人合一”的伦理价值体系，即“复性论”。
他跳出韩愈“性三品”的框架，重回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不能简单分品，性的善恶与情有关。
而只有“诚”才能真正解决性和情之间的冲突，能是人性复归本然状态。
面对儒学困境，柳宗元也明确主张重建儒学的新体系，只是它不像韩愈那样坚决排斥佛老。
他对佛教义理深刻理解也富有宽容心，主张统合儒释、融合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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