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是分水岭，是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与缓慢增长之间的分界点，1970年之前的平等增长和1970年之后的不平等增长之间有一个平行且独立的转换。运用其他方法来衡量，包括对收入分配底层90%人群的实际工资和实际应纳税收入取中位数，上述结果并没有任何改变。用其他方法衡量不包括顶层1%人群的收入增长，得到的结果尽管不是零，而是正数，但增长率远低于包括了顶层1%人群的平均收入增长率。
过去40年中逐渐加重的不平等现象，只是美国人民生活水平增长放缓的强大阻力之一。本章关注的其他阻力包括教育、人口状况和政府债务，同时还简短分析了全球化、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阻力。本章的总体结论是，这些阻力的综合影响严重拖累了未来收入增长，其程度远远超出第17章明确提到的1970年后创新减缓的影响。
本章首先从多个方面描述了100年前自第一次所得税征收记录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历史。顶层尤其是顶层1%人群的收入迅速上升可以由一系列推动最高收入上升的因素来解释，包括超级明星经济学、经理人薪酬激励的改变，以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资本收益。收入分配底层90%人群的收入停滞则取决于一系列不同的原因，包括自动化带来的中等收入岗位减少、工会力量的削弱、最低工资购买力的下降、进口对制造业收缩的影响以及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的作用。
教育阻力非常重要，这既在于教育本身，也在于教育成为加重不平等的一个来源。自《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颁布、政府资助“二战”老兵接受大学教育开始，在整个战后岁月里，美国青年人的大学毕业率领先于世界各国。但在过去20年里，美国一直蹒跚前行，美国的大学毕业率排名已经下降到第十位或以下。而且进入大学的美国青年们，无论最终是否完成学业，都面临沉重的综合债务负担，未偿债务已经超出1万亿美元。美国中学的教育问题也愈加严重，在针对15岁孩子的国际阅读、数学和科学测试排名中已进入中等偏下的位置。问题最严重的是正常入园（幼儿园）的5岁儿童在阅读和词汇技能方面的高度不平等，中产阶层孩子的口语词汇量达到贫困单亲家庭孩子的3倍。
第三个阻力是“人口状况”，是指总人口中的若干人口组或人口子组状况，并非总状况。美国人口统计学最重要的事件是1946年至1964年间出生率的膨胀，也就是所谓的“婴儿潮”。因为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允许在三个年龄退休，分别为62岁、66岁或70岁，所以婴儿潮退休的影响相对分散，始于2008年，将延伸到2034年。其他人口问题还包括工作模式的转变，因为55岁及以上人群选择继续工作的比例有所增加，而同时55岁以下所有年龄段和性别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已经下降。综合来看，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和较低年龄段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是减少了人均工时，这意味着以人均产出定义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率一定低于以时均产出定义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政府债务是第四个阻力，因为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预计在未来将稳步增长。日益增长的退休人员对在职纳税人的比例将很快需要补救措施，借以改变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税率和/或改变养老金计算方式；目前预计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将在2034年之前降至一定水平以下，并将入不敷出，而医疗保险信托基金将在2030年达到耗竭水平。在某一时点上，必须采取结构性改革措施，提高税收收入，减少财政支出，严格控制持续的财政赤字。理论上讲，任何税率增加和/或转移支付减少一定会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税前收入增长。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步履蹒跚的教育体系、人口阻力以及可能性极大的财政转向，这四大阻力的综合影响意味着未来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速度比过去要缓慢得多。如果再考虑到1970年以来创新对生产率的较弱影响，经济增长将几乎没有任何空间。考虑到所有这些阻力，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未来增长很难是正的，并将远远低于19世纪以来几代美国人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率。
不平等、教育、人口和政府债务这四大阻力的共同影响大致可以量化。但更难以评估的是美国社会的崩溃迹象。无论是以单亲家庭抚养的孩子比例，还是以低收入家庭学龄前儿童词汇缺陷的百分比，或者以白人和黑人年轻人在监狱服刑时间的百分比来衡量，21世纪初美国社会衰败的迹象比比皆是。本章将研究这些问题，并在所附后记中提出一系列政策变革的方向。
摘自罗伯特 戈登《美国经济增长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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