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是当前一个共识。目前判断，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
##从经济增速来看##，超高速增长已经结束，未来一段时间内是中高速增长，即GDP增速维持在6%—8%之间。
##从体制机制来看##，体制增量改革步入尾声，以完善体制，提升机制运行效率的改革将成为重点，即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敏、竞争公平有序和企业优胜劣汰。
##从经济结构来看##，工业化的增长动力贡献降低，以城市服务经济为主的服务业带动作用将日益显著。未来的重点仍然是非农就业，具体而言就是人口资源配置和人的发展。
未来经济的基本特征已经判断，那么将如何实现呢？
##从理论经验来看##，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需要持续的效率改进，即劳动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重的提升。因此，新时代的经济增长要按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和共享的发展路径前行，原有的规模扩张、非平衡等赶超路径需要向新的发展路径转变。
在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当下，要实现这两个效率的提升，就需要注重人力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但是，这个过程中存在多种风险。
##1.结构与效率的不同步##
当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上升很快，但其效率低于工业部门。因此服务业比重越高，则一定会出现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特征。这一个过程不同于工业化，服务化推动的增长不是一个“规模收益与效率递增”的同步过程，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效率低于工业化，因此各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越高，增长普遍减速，但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却出现分化，发达国家靠服务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而后发国家效率改进下降，经济结构更为扭曲，易受外部冲击。##一个典型的经验事实是：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效率路径非连续，出现了分化。##
##2.经济结构服务化的“成本病”##
服务化普遍导致所谓的“鲍莫尔病”，或称为“成本病”，即由于服务业效率低，但服务需求旺盛，相对价格上涨，导致服务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价格上升，即低效率改进导致的价格上涨，形成服务成本上升。从广义上看“成本病”更表现为“城市化成本病”，即城市化高成本推进，但城市化过程没有提升聚集和创新效率，导致整体社会普遍成本提高。城市成本问题不仅威胁制造业，也同样威胁服务业升级。
##3.产业升级不确定##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国际比较看，城市化率突破50%后，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即靠低成本的产业要被城市化后带来的高成本所冲击淘汰，但也包含了城市聚集和创新外溢带来的下来提升的机遇，成本与效率赛跑。中国城市成本增长过快，效率改进下降，这是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的经验事实，高成本的住房、公共服务等导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有快速“去工业化”的趋势，使得服务业从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效率提升的台阶逐步失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失去了战略支点，产业升级变得不确定。
##4.“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不确定##
“干中学”的技术进步往往是同质性的技术进步，它受到本地与国际技术水平差距的限制，也受到需求规模的限制。一般而言，越接近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干中学效率越低，而且随着需求规模的增长，也容易陷入“规模收益递减”效应中。##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与先进技术差距缩小和需求多样性，使得干中学技术进步效率迅速下降，但这并部直接导致自主创新比重的提高。##自主创新是异质性的技术进步，其创新风险高，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分布式创新活动，需要市场化的“高定价”激励才能完成。自主创新的核心就是自主知识产权能得到“垄断租金”的激励，得到资本市场的激励。但是高风险性的特征，对公司和政府而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它们更愿意通过引进的方式走“干中学”的技术演进。一旦“干中学”导致过度投资引进技术和锁定技术路线，本土创新就会受到压制。从“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本质是一个机制建设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路径自动转换。从经济增长的国际经验表象来看，TEP是衡量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多数国家早期阶段的TFP上升很快，贡献率也很高，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TFP明显下降，这就表明“干中学”的效率下降，需要转向“自主创新”。
##5.消费升级的不确定##
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要素服务质量提高是关键，即以人的要素提升为核心，消费中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比重不断提高，提升人力质量，完成人力资本与结构升级的互动，形成所谓消费的动态效率补偿，但这一过程也是不确定的。如果过多的对服务业实行管制，消费服务没能提高人民的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效率不提升，则转型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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