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本节继续讲述自己的涪陵最后一年的生活经历，因为已经学会了汉语，对身边的很多人和事看的更清了，甚至发觉了有关部门和同事对他们外国人的监视和干预。何伟和亚当作为两名常驻涪陵小城的老外，经历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也算是他们人生中最神奇的一段经历吧。
跑步解忧
桑尼和诺林的中文老师都是英语系的年轻女教师，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她们结成了好朋友。那年春季一次放假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邀请桑尼和诺林去她家里玩，结果又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邀请，理由是去她家的路出了点问题。这事儿显得非常奇怪——春雨还没有来，那条路没有理由会被冲毁。我们后来才知道，系领导告诫了那个年轻的女教师，不可以邀请外国人去她的家里做客。表面看来，他们是担心桑尼和诺林出事儿，而那位老师可能因此担责。但这样的命令更有可能同样源自一开始就无形地笼罩在我们头顶上的多疑症——外国人具有政治风险，应该保持距离。（时代的问题，现在改善了一些，有些老外还被优待）
类似的指令总是把我们蒙在鼓里，这才是最为糟糕的地方。这样的做法转移了多疑症，以致我们后来都会把每一次无关紧要的对话，以及每一次细微的计划调整反复分析，寻找其中被人为操控的种种蛛丝马迹。当桑尼和诺林告诉我她们的邀请被取消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当地的车站，车站驾驶员所讲的跟我预先的推测完全吻合——那条路根本没被冲毁，这就意味着，学校里有人对桑尼和诺林说了谎话。（政治胁迫下，谎言太多了）
不过，我们逐渐意识到，这种不信任恰如其分，我们的多疑症也并不是无中生有。有朋友给我们讲了事情的起因经过，看着自己被操控到如此地步，我们真是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个春季，当《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其中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观看碟片，但这次邀请同样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后来，他坦率地跟我们讲，干部们担心外国人会发现观看的碟片是盗版——这真是滑稽的掩耳盗铃，不管走到涪陵的哪个角落，到处都是小摊小贩拿着粗制滥造的《泰坦尼克号》碟片争相叫卖。这部影片如此受欢迎，以致当地的剧院门口悬挂着一大幅标语，既算宣传，也算广告，令人好奇地兼而有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推荐观看《泰坦尼克号》，（这事居然何伟也知道，还写出来了，真有意思哈，老大思维不局限呀）
富通珠宝金行独家赞助！
至此，来自系上的指示无疑起到了双重的自毁作用：我们不光知道了他们观看的是盗版影碟，而且还看清师专意欲操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到了何种程度。同时，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操控是多么反复无常，因为在很多方面，师专又给我们留出了巨大的余地。这在教学上尤其如此。逻辑上讲，我们的教学是最应该受到严格限制的。除了偶尔有点小摩擦，比如亚当想做讲座，以及想表演狄更斯的戏剧，我们在教学中的自由度比美国的学校无疑大了许多。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教学大纲，或者在教学内容上面找麻烦，我们完全是想怎么上课就怎么上课。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们竟然让我们去上文学课和文化课，因为这两种课程总是包含着很强的政治意味。（下面的人有几个是真正懂政治的呢，其实大多只会东施效颦）
随着我在课外越来越多地接触学生，我逐渐地注意到这种方式多么有用。只要发生了敏感的事情，我们都会用汉语进行探讨。我觉得这很神奇，因为英语才应该是我们之间的秘密用语——一旦出了校门，几乎没有人听得懂这种语言，要讨论类似话题的时候不被别人听见，最安全的莫过于使用英语。然而，即便是在“学生食家”这样人来人往的地方，在政治、性、我们跟学校的关系这些话题上谈到关键之处时，我们都会改说汉语。就连最好的学生也会进行这样的转换，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汉语说得熟练。
我终于明白，他们害怕的不是被别人听见。这其实是个自在与否的问题，因为拿不太准的话题用母语更容易表达清楚。不过，我也感觉到，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他们自己：所有的限制其实早就植入了他们的头脑。英语是上了学才学到的，它因此和教育制度、政治条规难解难分。当他们说起这种语言的时候，头脑里会不由自主地敲响警钟——这是在学校学到的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在这两种背景下，他们早就被训练成了谨言慎行的人。一旦认识到这样的限制已经内化到他们头脑里之后，我就开始想，坏干部会不会也是这样呢。这种限制也许仅存于好干部们头脑中很小的一个角落，这样的恐惧十分纠结，大家的善意在它面前总是甘拜下风。（可怕呀，意识形态管理其实蛮可怕的）
从老师的身份来看，我再也没有第一个春期那种不爽的感觉——一个外国人孤立无援地站在全班学生面前的那种感觉——这个年级的学生再也不会因为害羞而集体埋头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终于可以在课外跟他们说话了，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既诙谐又严肃，这样的关系在中国来说，似乎就是完美了。学校的生活第一次具有了人性，那些曾经在我看来虽然聪颖却不幸沦为走卒的学生们，现在在我眼中具有了更加丰满的形象。
每当我到师专后面的田间地头跋涉，看到一个个学生趴在自家的街檐坎上完成家庭作业时，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几乎每一个街檐坎上都会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总是会布置很多家庭作业，学生们总会特别勤奋地完成那一堆堆作业，哪怕他们来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家庭。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也许是当地人身上最令我敬重的一种品质：他们对教育充满了无限的尊重，在这样的地方教书，感觉真的很好。（中国历朝历代变换无数，但文明传承至今，就是靠的教育的力量呀，最伟大的事业）
从这个方面来说，我的观点自头一年的春季以来改变了许多，我当时对教育体系里接二连三的说教功能感到悲观不已。在一定程度上，走出教室颇有助益——每当我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看着这些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自己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毕业之后又会回到各自的地方从事教育工作。我逐渐明白，尽管政治说教依旧令我心烦，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标语口号不会永远持续——在中国没什么东西会永远持续——但那些受过教育的孩子们却会从中持续受益，不管这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改变。（哪怕唤醒其中一个孩子的智慧启蒙，也是非常值的，不受思想操控影响，独立思考）
“她是他们家第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妇女说道。
“是吗，”我回答道，“她的爹妈一定交了很多罚款吧。”
“没交，”那位妇女说道，“他们家房子被推了！”
“什么？”
“他们家房子被推了！”
“推了？”
“对头！”
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在本子上写下了那个字。“是这个‘推’吗？”
“对头。”
那个字有好几层意思：推动、推转、推拒、推论、推移、推迟、推选。但如果说“推了”房子，那就只能意味着房子被推倒了。仅仅因为这个小女孩是第三个孩子，她家的房子就被当地的计划生育干部给推倒了。（类似报道不少呀）
我曾在国外的媒体上读到过这样的报道，但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事情只在那些非常偏僻的地方才会发生。不过，我随即意识到，我已经走了一整天，如果不是因为偏僻的话，这个小山谷不会显得如此美丽。
几位老太太看着那小女孩，不禁摇了摇头。听到这样的对话，她显得很不自在，那神情仿佛在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如果你知道由于自己的出生而让自家的房屋给人推倒了，成长之路肯定会十分复杂坎坷。（悲剧就是如此诞生）不过，她的眼神里还有别的东西，这东西很模糊，很难界定，但大体上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比房子和金钱更重要。几位老太太也看出了这一点。其中一个老太太抚弄了小女孩凌乱的头发，然后她就跑过去和其他孩子在没有经过翻犁的田地里玩了起来。（天真无邪是最宝贵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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