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浪花拍打着文化的浪花，追逐着思想在时代里深入。作为中国民主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之先生已成为知识人阅读和寻觅的背影，在追求民主自由的时代，这很有必要。笔者不才，只能浅尝、私我阅读，谈一点乡野鄙夫的陋见。
唐德刚著《胡适口述自传》是一本很奇特的书。由胡适之口述，唐德刚笔录，两者促膝长谈时，会对一些往昔历史进行意见交换、探讨。所以阅读下来你会对某些历史细节有些多角度的窥视；对历史人物或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些不同角度的观照。书中所言是适之先生出生、求学、思想来源、学术探究的一个概论。都是适之先生亲身经历体验。唐先生的注释大多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认知，针对适之先生所历事件、学理、人物，作出了一个补充性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又与适之先生的论述作了一个相得益彰的互补，恰到好处。鄙夫认为今时的阅读不仅是阅读了解适之先生的思想，还有必要了解适之先生所处的时代，特别是那种很私我的历史细节。适之先生生于中国，后考取庚款留学，在美多年，热心参与学生会活动，在国内《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中国新文化运动，后参与议政，力主自由和民主，保持自己思想学术的独立性。49年后去国留美，后到台议政及逝世。被蒋公尊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被毛公批判几十年。那么适之先生在时代和思潮的风浪尖上，孰何呢？倒真有阅读的必要，说不定沿着他和唐先生的言述，倒能发现一些有裨益于我们时代的蛛丝马迹，这对我们后人来言，是一种莫大的收获，利于我们在历史的沙河里循辙而行，得些启示。我常记起潘恩的《常识》，那何尚不是对美国起草《独立宣言》一个有力的历史细节的补充。在这些皱襞里往往能辦见历史的新肤。
这里笔者略举一二，以供读者细思。
适之先生的父亲胡传曾于1892年只身赴台任职，于1895年8月18日离台，8月22日病故于厦门——成为“台湾民主国”殉难者之一。唐先生对此段历史也有查证，胡传有关台湾的遗稿，被编为《台湾纪录两种》。在台有版本，此也可看作胡适之先生的家渊学识的由来，及对台的情分。
适之先生深受杜威先生和实验主义的影响，生死不渝。唐先生在注释里就杜威和他的理论及胡适做了个破而立的诠释。颇有意趣和启发，在此摘录一些与诸君分享一些思考的乐趣。
“安吉尔、杜威能在东方碰到个诚实无欺、信仰坚定、生死不渝的一世祖，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就不能呢？一个民族的智慧老大之后，被侵入的新兴思想所洗脑——所谓启蒙期——并赖之而复苏，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一直停留在洗脑程序之中，而不能跳出框框，那这个老大民族就脑脉硬化，没有进步了。”
“胡适之在他那个时代向中国介绍'实验主义’——就和当时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一样——只能介绍些口号。口号以外的东西要深入浅出地写出来是不容易的，甚或是不可能的。不深入浅出地写出来，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现在显然还是如此），是没有人看的，也没有人印的。”
唐先生的这番话，看似调侃，实则有浅显易懂的道理在里面。对今日今人的思虑莫不是一种点拔似的启示。唐先生在注释里也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杜威和他的实验主义由来的根基，及其学说存有的一些局限。由唐先生亲自述说，倍感亲切。一些名人、奥理，不再遥遥在上，而见有血肉的人性，拉近了理解的距离，也看见了适之先生如此这般选择的渊源。历史往往在这样不经意的细节间瞥见。
接下来再看对五四运动的认知。适之先生认为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而唐先生对“五四”历史的发展看法是，“相反的，我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大陆现在的观点与唐先生近似，但唐先生后面的延伸话题却让人更深思。“抗战之后那几年来说，那种大兵之后、疮痍满目、饿殍载道、处处贪污、遍地文盲的情况，我们哪里配谈什么'民主宪政’。用一句政治学上的抽象名词，那时我们民族所真正需要的便是个有效率的'福利专政’。”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国家，衣食足，礼义兴，经济起飞，教育普及，那么'福利专政’就搞不得了。代之而起的必然便是个推动'民主法治’的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跑不掉的'阶段’，而这一阶段现在已经显出其咄咄逼人之势了。”
唐先生的延伸思考确实是拓宽了思想的维度，让人多角度多层面地观历史，鉴古今，思走向。接着唐先生又链接了一些与“五四”相关的美洲大陆之事。1969年美国内忧外患，国内也掀起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在美学潮汹涌之际，两位执教哈佛大学的有心人费正清和史华慈教授找了一笔基金，网罗了一批青年学者，开了个“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讨论会”。并出版了一本《五四运动回光返照》的纪念论文集。笔者好奇费史二位教授的行径，去查阅相关资料，无意中发现，费正清和史华慈在美对大陆起的斡旋作用，例如费有许多关于美对华关系的策略的建议和报告常送达总统手中，及他49前昔对国共两党的历史认识，明显对共好感。但这些很少能在史书上看到，这属于历史的细节部分。往往就是这些细节意识在慢慢渗透中改变了历史。而我们身处其境地的人们，常不知其所因。1972年费正清又陪同尼克松访华，难道说其间没有一些历史的契机吗？
以上所言好像尽数胡先生的不当，实则不是。适之先生作为旧时代最后一人，新时代第一人，他对时代的思想启蒙，对中国学术思想继往开来烛秉千里。唐先生就公开陈说适之先生是朱子以后，对中国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笔者阅读历史及历史人物，总希望在其间找些对今人的告诫，历史遗漏的光，这样才不枉把无言的书读活。
笔者阅读适之先生，还有私我的疑惑。想了解先生去国何其决断；适之何为适之？豫才何为豫才？想必，这也是很多阅者心中想问的。
其一：先生去国何其决断？
1910年适之先生十九岁，作为庚款第二届第一批保送赴美留学。在美呆了七八年，至1917年回国。可以说一个人最易接受知识和思想的青年时期，适之先生是在美渡过的。他去国时，国处清末，四业凋蔽，可留恋处不多。在美时，适之先生属好思体察者，对美宗教、政治生活、国际思想、学术流派逐渐形成自己的认知和思考，产生了自己生死不渝的追随理念。欧美的政体模式在热衷政治的大学时期，适之多有体察。适之先生多参加学生会运动，深谙民主会议程序，也对民主政治有深层认识。这可能也是他能真正辨别民主之真伪。回国后，胡适性温和，一直以温和的改良派自居。且他生活一直优渥，未与底层百姓深入接触，对百姓疾苦尚不能身同体受，故不能采取暴烈之态。他人品极佳，心底极善，对旧的制度文化总想采取改良渐进的方式。
1938年至1942年任命为驻美大使。当时欧美大陆正值世界二战时期，学派各界人士都投入二战的实战和思虑中，忧思着对世界局势走向的看法。对苏希望的寄托也激起很多欧美人士去苏观察学习。回来后，众说纷坛。不外乎这几种，一种以萧伯纳为例的颂扬派；一种以罗曼.罗兰为例沉默的大多数；一种以纪德为例的求真派；一种以后来者加缪、奥威尔的怀疑反对派。胡适身处其间，想必这各种思想潮流对他也产生过冲撞。身受美国民主议会熏陶的胡适，想必也有自己对时局的分析和认知。不然不会在去国时说出这些话“在美，有面包有自由；在苏，有面包无自由；在大陆，无自由无面包”。不管此言怎样偏颇，虽然他于1962年在台逝世，不知后来事。但与他同时期及后时期的大陆学人，大多成了他的谶语。后人嗟叹世势变态莫测，不禁忆起他的远虑明智。
胡适幼年丧父。这对他决断的选择应该也有影响。中国文化里君君、臣臣，孝道观念浓厚。胡传虽是开明人士，据我测，他应也是家国重于泰山之人。如他在世，要胡适以社禝为重。想必以胡适极孝之心，是不能拒绝的。当时多少人弃旧妇，娶新妇，唯胡适与旧妇携手到老。可见他孝心不违。而胡传早逝，胡适可根据自己的思想和信仰自由决断。笔者猜，这也是一因。何况他早年受欧美自由之风熏陶。49后，胡适先去的不是台，而是美。这与他早期在美学习不无关。就像宋美龄样，最后也选美定居。实则49时期留陆回陆人士，有一部人是因眷恋故土和社禝的原由。他们也没错。家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孰不知几千万犹太人几度重涉，也只想重返重建家园。但家园的建设与个体命运的设置？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个体深思的命题。假设历史重来？你会选择谁的决断呢？
其二：何为适之？何为豫才？
在想到这个问题时，我想起加缪和奥威尔。加缪和奥威尔有很多相似之处。都生于宗主国的海外殖民地。加缪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奥威尔生于英属印度。二人都加入过共产党，又都离开过。都以文表达自己的思想体系。但他们之间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奥威尔家境属中低层殖民官员，成绩优异的奥威尔中学时被家人送入收费昂贵、等级秩序森严的伊顿公学。在伊顿公学奥威尔并没有得到老师、同学的善待，而是羞辱和欺凌。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等级的差别。毕业后到缅甸任警察，期间更看清人性的残暴和主义。参加西班牙共和军，在共和军内部看到马德里统工党员被共和军追捕，连妇嬬小孩也不放过，遂加深对主义的认识。他也在此追捕中也喉部中弹回国休养。加缪从小失去父亲，是孤儿，家境贫寒，在阿尔及利亚上小学、中学、大学，所幸在校时期总能受到良师益友的及时指导。在校就展示他惊人的写作才华，也一直得到几位老师的扶携，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颇为顺利。虽然参加过共产党又脱党。但没有过于偏激，而是定下了他终身作为一个不跟任何主义学说、路线政策随波逐流，不附着于任何实体阵营的自由的左倾思想家的格调。并从人存在的痛苦和煎熬中，创建了荒诞学说。
从以上二者的不同中，可看出每个人的思想形成都有其根源。胡适虽幼年丧父，但家境尚好，没有极早地到社会上遍尝人间炎凉。又有个极温善的母亲，对他温和性格的养成影响极大。后庚款留学去的是美国，如果当年去的是日本，可能对自由和民主的体会不能深入骨髓。毕竟日本当年也尚属启蒙国，且军国主义泛滥。后回国后，由于持温良的改良主义，对蒋抱有希望，没有走到民国的对立面。在欧美呆了多年，对社会政体、民主议会运程有实质性的认识。使他头脑清醒地认识到个体与社禝的关系。在国家复兴时期，选择了个体。跳出了局促的家国限制。这个选择可能对一般国人来说很难接受。但在欧美国家呆得时间长久的人都知道，欧美人只知家，不知国的思想犹来已久。所以深受欧美熏陶的胡适那样选择也不为奇。
讲到近代历史人物，讲到胡适，必有一个人物绕不过去，就是鲁迅。鲁迅少年时家中败落，父重病，作为家中老大的鲁迅奔波于当铺、学堂、侍病床前。过早体会到人间的炎凉。父亲病重去世，痛恨中医庸医，遂下决心学医医治如他父亲般被庸医担搁的国人。后去仙台学医，发觉愚昧身体健壮之人也只不过做人靶子。遂弃医从文，医治麻木的灵魂。鲁迅一出声，就决定了他遂与旧制度旧文化的对立、批判。一篇《狂人日记》，《药》，写尽了千年文化里的毒素毒瘤。鲁迅留学处是日本，未去欧美，不知现代政治体制的形成。还不合民意的，他都反对，还束缚人性，愚昧百姓的，他都深剜。犹如在自身上割肉，惨烈程度，不忍睹。当时他身在民间，确实目睹耳濡民间疾苦，对国民党一派的腐败、贪污深恶痛疾，以笔为匕，不仅指向腐朽的文化，也疾恶如仇地指向国民党统治的现政。此时的共产党开明、清廉、民主，确实给鲁迅留下了好印象。所以后来有人说鲁迅被人利用了，奉旨作文。应该说，每个历史人物由于他们眼界思想的局限性，在历史中总存在一些不足。但不可否认，鲁迅就是在今天仍有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仍是中国国民性中更难跨过的一道丰碑。在与国外历史人物相比较时，真不知有人能和鲁迅相比？在中国古历史人物中，又有谁与之相比？又有人说鲁迅幸是死得早，不是死得早，只怕也难逃一劫。在此，人们又唏叹胡适的睿智。假设鲁迅不死，1949他是决不弃国的。死都要死在他的国度里。他是最典型最骨子的中国人。家国情怀最深重。
山雨欲来风满楼，凭栏且听前昔歌；
家国情怀启蒙起，鲁迅胡适两决断；
个体共体琴瑟和，乾坤混沦谁思辨；
忧患肝胆昆仑挑，宇宙万物何处遁；
抚琴暗忖项和刘，生死茫然前车事。
20180128落笔于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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