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赛亚 柏林将思想家分为两种：刺猬和狐狸。刺猬之道，一以贯之，是为一元主义。而狐狸圆滑狡诈，可谓是多元主义。一元主义，黑白分明，立场鲜明，试图以一个理论一个体系囊括世间万象。这种立场曾经给人类世界带来无数的浩劫。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承认任何体系都有其缺陷。但是不代表他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允许多元，不断完善，才能不断朝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作为一个个体，个人倾向于狐狸之道。圆滑是一种灵活，只要于己于人于世界是有益的，灵活更能带来良性的成长和发展。一以贯之，有时会让我们陷入经验主义的误区，最后成为僵化的、破败的，没有灵魂的。
2、关于法益保护说和规范维护说。两者一个旨在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一个旨在维护社会规范和秩序。法益的权衡要受到伦理规范的约束。法益的放弃也要受到伦理规范的约束，对于我们每个人，重要的个人利益是不能放弃的，因为过度的自由只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当侵犯了法益，但却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所以，法益作为入罪的基础，而伦理作为出罪的依据。刑法永远不能超越民众朴素的良知。
3、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谈到刑法的悖论性：“自从有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实行报复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人，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被害人的报复。现在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它不只是可罚性的缘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现出悖论性：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以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
所以刑法既有保护功能，也有保障功能。保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保障人权不受刑罚权的不当侵害。刑罚权的行使必须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
4、罪刑法定原则，是区别法家和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法家主张“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只有当人们无法预测法的界限时，才会对法无限的畏惧，进而服从。而法治主张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治，注重刑法的明确性和合理性。两者最基本的区分就在于是否对权力进行限制。
西方的权力分立说，源于西方政治哲学对人性幽暗面的洞察。人性中那些良善和道德，时刻面临着各种严酷的试探和特权的侵蚀。历史上无数的事实证明，人性最终无法抵制这些致命的诱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指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
永远不要高估人性。这世上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当权力得以限制，当自由受到尊崇，当人性能被看到并了解，那就离实质意义上的自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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